2015年3月30日，四川省委原书记谢世杰和西南财经大学教授赵国良一同回顾了上世纪90年代四川工业经济体制改革的决策实施情况。

　　危机来临：全省出现了2/3的财政赤字县
　　谢世杰：四川当时的工业生产是比较困难的，全省预算内国有工业亏损面约为60%，县属国有工业亏损面高达80%以上，有2/3左右的县为财政赤字县，4/5以上的县不能按时发放工资。这些矛盾和问题严重制约了我省工业的发展，影响了整个国民经济的发展，造成差距越拉越大。
　　我是学农业、搞农业、管农业的，缺乏抓工业的经验，确实感到四川工业经济太脆弱了，深感工业发展上不去，四川的困境就改变不了，要强省必须靠工业。所以我一上任就去拜师，拜了两个老师，一个是刘诗白校长，一个是辛文副主席，请他们当老师、做顾问，帮助我在四川经济发展，特别是工业发展上多出主意，推动四川经济快速发展。
　　为了探索加快工业发展的路子，我带领了二十多个经济专家、教授和工业厅局领导，用了一个多月时间，实地考察了三十个大中型企业。在调查的基础上，形成了省委关于建立现代企业制度的实施意见。我们在6个市选择了22户大中型企业进行试点，一个省领导联系一个企业，并派一名专家或教授当联络员，了解情况，沟通信息，做好参谋，推动工作。基本做到了一厂一策，逐步推进，效果较好。经省委讨论决定把试点扩大到80户大中型企业，坚持由省里直接来抓，坚持一个厂有个省市领导联系指导，派驻一个联络员，把企业改革推向深入。
　　在这期间，我们也积极推进国有中小企业的改革。中小企业多数分布在市县一级，搞不好直接影响县级财政，影响县里的改革和建设。我们采取以产权制度为核心的配套改革，实行改组、联合、兼并、股份合作制、租赁、承包经营和引资嫁接、出售等多种形式和经营方式把企业搞好。刘诗白同志对全国的经济了如指掌，又参与我们那些年的改革实践，他最有发言权。四川在工业方面的改革，促进了工业的发展，也给全国提供了可以借鉴的经验。要不然赵国良同志他们编写的《建立现代企业制度论》那本书怎么会受到重视？该书被评为中宣部“五个一”工程的一本好书，实际上是中央在推广四川的作法，中央领导来川时也赞扬我们改革力度大、效果好。
　　赵国良：1979年我就参加了陈云同志担任主任、由北京10多个专家和四川少数几个专家组成的中财委四川经济结构调查组。调查组在重庆呆了很长时间，对重庆一系列的工厂进行调研，回到成都在给中央写报告的过程中发生了一个问题，就是怎么给中央汇报四川的经济结构，到底四川经济结构的特点是什么？优势在哪里？
　　1979年我们给中央的报告里面写的是：四川的三大产业，就是农业、工业、服务业的比重，恰好是1：1：1，根本没有特点，也没有什么优势。历史证明改革开放之初的四川是一个落后的农业经济为主的四川。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从80年代初期到90年代初，这是一个很长的时期，四川有了很大进步，特别是农业。就工业而言，在四川的经济发展战略中，提得还不响亮。谢世杰同志担任省委书记后，把做大、做强四川的工业，放在了四川经济发展的重中之重。他在不同的会议上尖锐地批评了某些省级机关的领导、某些地市州的领导不抓工业、不重视工业，他就是为了让领导干部能够意识到，不抓工业四川没有前途，必须发挥工业战略性的主导地位。
　　高层质疑：四川没有国有企业了？
　　当时的《四川日报》刊登了一篇叫做《省委书记拜师》的文章，讲的是谢书记当了省委书记以后，很快到西南财大经济学家、名誉校长刘诗白的家里拜师。
　　谢世杰：确确实实是去拜老师！
　　赵国良：他拜访的主题突出一个就是请教刘诗白教授：四川的工业怎么抓？四川的整个经济怎么抓？四川的企业怎么搞活？三线建设给了四川这么多资源，怎么才能让它充分地发挥作用？刘诗白教授告诉我他当时突出汇报了一定要抓工业企业的改革，而其中特别是国有企业的改革，要搞好国有企业。问题是怎样做强四川的工业？怎样才能够搞活工业企业，特别是搞活国有企业？谢书记明确地说不能主要地、完全地靠增加投入、增加生产要素，而是坚定不移地选择了深化改革这条道路，以搞活企业为目标的企业改革的道路。而企业改革里面，他又针对四川的特点，突出了国有企业改革的道路。通过改革来搞活国有企业，来增强国有企业的市场竞争力的道路。从1993年起，省委就在全省开展了以加快产权制度改革、放活企业为主要内容的全面深化改革的历史目标。从全国来看，大家都讲要深化改革，都讲要搞好国有企业，而四川当时是以省委文件的形式正式出台了要加快国有企业产权制度改革，要允许产权流动，要搞兼并，要搞改组，要研究国有资产的实现形式，一直到个别竞争性的企业。比方说谢书记直接抓的，我被委托经常去联系的成都制药二厂，甚至于搞到职工还可以持股！
　　谢世杰：当时压力也是很大的，我们发了文件后，国务院有关部门领导就给我打电话说：书记你那个东西值得探讨？我就给他陈述理由，讲了为什么要搞这个的原因，我告诉他提出来的办法是我带了二十多个人跑了几十个企业，得出的结论，工业企业改革到了非改不可的时候了。
　　赵国良：那个时候谢书记想的就是政府不要过多行政性的干涉。他说我们把22户试点企业（后来把长虹等企业扩大进来共80户），给它们挂个省委试点企业的牌子，让各部门不要过多地去干预。
　　谢世杰：报纸一宣传，中央一位老同志就说四川从此没有国有企业了。你想那个压力有多大？但是我还是按照四川实际去做，后来，我也给江泽民总书记作了汇报。我说维护国有企业，保护国有资产不受侵犯，这一点我们决不含糊，我们是要把它搞活，让它保值增值，小的企业我们确实主张卖了，像县里面的招待所那些企业，如果不卖，县财政还要年年补钱。当时的改革每走一步都是相当难的，不是说句话就改起来了的。二重是国家最先搞起来的大企业，1.2万吨的水压机是60年代就搞起来的，是全国仅有的重装设备，但是我们去调查的时候，企业困难到连玻璃窗坏了都没钱去修补了。我对企业领导说，国家交那么大一份资产给你，你们搞得工资也发不起了，厂房在那里风雨飘摇了，企业领导也是有苦难言。那时候改革是什么样子？每一步都是艰难往前行的，不是那么一帆风顺，说改下个命令就改了的，各方面都有摩擦。
　　赵国良：我要特别说的是，我们当时出台的那个文件叫做“三十三条”，就是《中共四川省委关于在22户国有企业中建立新体制试验的三十三条》。
　　四川省委在80个国有企业里建立了一个现代企业制度试点领导小组，我是顾问。在这个产权制度改革结束不到半年，我们这些参加改革的人就写了一本书，叫做《现代企业制度论》，这本书得了中宣部“五个一”工程奖，还打了一个括弧，说是本书是送给政治局委员阅读的全国十大学术专著之一。我们亲身体验了国有企业改制的艰巨性，几乎每一项实质性改革措施的出台，几乎每一次必然的“飞跃”，都要经历一次两种体制“转轨”的“阵痛”。这里不仅有来自旧体制的强大的惯性的阻力，有在操作过程中由于缺乏经验产生的困惑，而且甚至受到若隐若现、时强时弱的“左”的理论观点的干扰。
　　这一段是已经写成文字出版了的。那个时候受到的阻力有多大？而且是来自四面八方的，若隐若现，时强时弱，省委、省政府的领导从来都是叫我们坚定不移地干下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