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3年11月，亚太经济合作组织在美国西雅图举行非正式会议，亚太经济合作组织的成员中，只有李登辉没被邀请。1994年5月，李登辉出访中美洲在美过境，美国只允许他停在夏威夷，而且不准下飞机。这两件事对李登辉产生了极大的刺激。于是，他把美、台关系的突破口选在争取台湾地方官员到美国访问。经过台湾当局的努力，李登辉和台湾当局终于如愿以偿。美国政府允许台湾高层领导人（如“总统”、“副总统”、“行政院长”等）在美国“过境停留”，但不准从事公开活动。美助理国务卿洛德答记者问时表示：“在美国历届政府之下，没有哪一个台湾地区领导人像李登辉这样在美国停留过。”台湾“正、副总统”、“行政院长”、“国防部长”仍不准访美，“外交部长”不得访问华盛顿。

　　1995年5月，台“交通部长”刘兆玄赴美与美交通部长培尼亚举行所谓对等会谈，被台湾当局捧为美、台关系的又一“大突破”。随后，台湾当局高层政要许水德、钱後、江丙坤、胡志强、箫万长等也先后去美活动。同时，美国在台协会台北办事处处长贝霖代表美国政府打破了中美建交以来的禁忌（卡特政府时设下的“对台指导原则”：美国政府官员均不得跨入台湾“外交部”，会见台湾部长级以上官员），他跨入台湾“总统府”、“行政院”和“外交部”大门，拜会了李登辉、连战和钱後。此举象征着美、台“断交”15年以来美国作出了对台政策最大的调整。 内容来自www.wkfxw.com
　　为顺利访美，李登辉让国民党和他的大管家刘泰英捐给他的母校美国康奈尔大学450万美金，换取一张出席康奈尔大学校友会并在该校发表演讲的邀请函。5月2日，美国众议院以多数通过决议案，敦促政府改变对台政策，允许李登辉来美进行私人访问。5月9日，参议院又以97票对1票通过决议，欢迎李登辉以私人身份访问康奈尔大学。但是美国国务院却于5月3日发表声明称：李登辉访美将会给美国外交政策带来严重的后果。因此，美国不同意李登辉来美。然而在5月22日，国务院发言人却来了个180度大转弯，宣称克林顿总统已经同意李登辉到美国进行私人访问。尽管美国在宣布这一决定时一再强调，李登辉访美是私人性质，不表示美国与台湾发展正式关系，美国将继续遵守美中三个联合公报，遵守一个中国立场。
　　就在美国国务院宣布同意李登辉访美的第二天，中国国务院副总理钱其琛召见美国驻中国大使芮效俭，就美国政府允许李登辉访美提出强烈抗议。钱其琛指出：“同中国保持外交关系的任何国家与台湾发展官方关系或进行任何具有官方性质的交往，我们都是坚决反对的；任何企图制造‘两个中国’或‘一中一台’的行动，我们都是不能接受的。”“我们再次郑重要求美国政府认真考虑允许李登辉访美的后果，立即纠正错误。”5月23日，中国外交部也就美国政府允许李登辉访美发表声明，提出强烈抗议。全国人大外事委员会、全国政协外事委员会和国务院台办均发表严正声明，抗议和谴责美国的错误做法。
　　此间，李登辉也加紧到美国访问的准备工作。临行之前，李登辉还搞了4场军事演习，并亲自到场3次指挥演习。6月7日，李登辉乘机前往美国。就在这一天，《人民日报》发表题为《且看李登辉怎样表演》的社论。社论指：“出李登辉近年热衷于到国际上钻营。他不惜工本去搞什么‘度假外交’、‘庆典外交’，力图挤进国际社会，策动要‘重返联合国’，还利用这样那样的钓饵与一些国家发展政治关系。据透露，此次他能够赴美搞‘校友外交’，花在游说美国国会议员等方面的资金达上千万美元。如此不择手段地要挤到国外去，李登辉自己明白说，目的是为‘凸显’台湾的存在。换句话说，他就是要费尽心机在国际上制造‘两个中国，或‘一中一台’，把台湾问题国际化。”
　　6月7～12日，李登辉偕夫人、带着“总统府秘书长”吴伯雄、“国安会秘书长”丁懋时、“新闻局长”胡志强和“外交部常务次长”陈锡蕃等人乘机到美国，进行了一系列的分裂活动。6月10日，李登辉在母校康奈尔大学发表了《民之所欲，长在我心》的演讲。这篇讲话由“国安会秘书长”丁懋时起草，幕僚们改了七八次之多，李登辉均不满意，“新闻局长”胡志强接手修改，直到赴美前的头天晚上才送给李登辉，李阅后非常满意。全篇讲话充满了分裂主义意识，是一个地地道道的“台独”自白。
　　概括李登辉的讲话，有以下五个方面内容：其一，挑战一个中国原则，鼓吹“两个中国”。李登辉的全篇讲话一次不提一个中国，却前后16次强调“中华民国在台湾”、“在台湾的中华民国”，分裂嘴脸暴露无遗。其二，大讲特讲拓展台湾的“国际生存空间”。李登辉要拓展台湾的“国际生存空间”，就是要“凸显中华民国在台湾的存在”，谋求台湾“独立的主权国家地位”，以突破“外交孤立”。其三，宣称“主权在民”，此次访美是“民之所欲”。众所周知，海峡两岸民众均主张发展两岸关系，而李登辉刻意阻挠，显系李登辉混淆是非，破坏两岸关系。其四，鼓吹“台湾经验”，宣称：与美国毫无二致。其实，李登辉鼓吹的“台湾经验”就是他鼓吹的“宁静革命”和“宪政改革”，说到底就是“台独”。其五，感谢美国主子对他的支持，宣称今后要强化“两国关系”，并以此为契机。
　　李登辉的讲话和访美，进一步激怒了中国人民。从7月24至27日，《人民日报》评论员发表4篇文章，批判李登辉。评论指出国际社会绝无“台独”生存空间，李登辉的拓展“国际生存空间”只能把台湾人民带入绝境。评论揭露了李登辉利用“主权在民”是作为他“推行台独的政治迷药”，他是一个破坏两岸关系的罪人。
　　与此同时，中国人民解放军二炮部队于7月21至26日举行了成功的军事演习，向东海海域发射了6枚导弹。8月15日至25日，中国人民解放军又在东海海域和海域上空举行了导弹火炮实弹演习。11月25日，中央电视台《新闻联播》报道了南京战区成功在福建举行陆海空三军联合作战及演习的信息。事前并未发布演习的消息。
　　政治批判与军事威慑相结合，形成了反分裂和反“台独”斗争的特点。美国干涉中国内政，提升美、台关系，引起中国政府的强烈反对，使中美关系跌落到低谷。这次李登辉访美事件的出现，并非偶然因素所致，它是李登辉鼓吹“台独”的结果，也是冷战后时期美国对华政策发生倒退的必然产物。 　　1995年李登辉访美引发了1996年3月“台海危机”的爆发。针对在美国和国际上敌视中国势力支持下岛内“台独”和其他分裂势力的嚣张活动，中国政府在1995至1996年间进行了一系列军事演习，以向台湾当局和国际社会表明保卫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的坚强决心。在军事演习期间，美国政府宣布“独立号”航母战斗群驶往中国台湾海峡附近海域之后，3月11日，又宣布驻守在海湾的“尼米兹号”航空母舰特混编队加入“独立号”航空母舰编队行列。这是1975年越南战争结束之后，美军在西太平洋地区最大规模的军事集结。人民解放军坚定不移继续演习，大长了中国人民的志气，体现了中国政府和军队维护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的决心，也激发了广大港澳同胞和海外侨胞的爱国热忱，对台湾局势和两岸关系，对中美关系都产生了重大的、深远的和长期的影响。在中国政府的严正抗议下，美最后撤出这次航空母舰编队。这一系列的军事演习，特别是1996年3月在台湾海峡进行的导弹发射演习，对美国朝野来说起到了一定振聋发聩的作用。3月14日，时任美国助理国务卿的洛德在美国众议院国际关系委员会亚太小组的证词中谨慎地表示：“认识到美国无力单方面实行确保台湾海峡和平稳定的解决办法，这是相当重要的。”美国人被迫从对事件作出极具危险的反应中认识到，台湾问题涉及战争与和平，美国处置不当，有可能中美关系全面倒退，爆发军事冲突，将使自己冒被拖入战争的巨大风险。美国在中国问题上意欲打“台湾牌”，让李登辉到康奈尔大学发表“中华民国在台湾”的“两个中国”演说，结果被台湾当局玩了“美国牌”，险些被拖入战争。《华盛顿邮报》连续长篇报道了台海危机的所谓内幕新闻。文中提到：“1996年3月的几件大事是转折点――从升高的冲突到双方政府目前所希望建立的‘战略伙伴关系’。”
　　台海危机引起美国国内对华政策的大辩论，结果是美国克林顿政府提出“三不政策”（不支持“一中一台”或“两个中国”、不支持“台湾独立”、不支持台湾地区以“国家”名义加入国际组织一一编者注）。
　　美国对台湾问题的干涉使中美关系面临全面倒退的危险。这种局面恶化下去对中美双方特别是对美方十分不利。在我开展反分裂、反“台独”斗争后，美国政府开始对李登辉的“外交突破”给中美关系和亚太地区和平稳定造成严重破坏有了进一步的认识，认识到台湾问题在中美关系上的敏感性和重要性。为处理好中美关系，美国国内在对华政策上展开大辩论，尽管以参院外委会主席杰西?赫尔姆斯、众院民主党少数派领袖理查德?格普哈特等为代表的强硬派仍主张对中国采取遏制政策，但美国政府内主流派却主张以“接触”代替“遏制”。他们认为“遏制可能意味着我们把中国当作敌人对待，这是完全不必要的”，“对中国采取孤立、对抗、遏制都不是上策，同中国进行建设性的接触是唯一的选择”。1996年，美国美中关系全国委员会发表对华系列报告，认为美国在考虑对华关系时，“最大的误算莫过于低估台湾对中国内政及民族感情的至关重要性”，主张台湾问题是“美中达成战略性谅解的关键”。美应毫不动摇地重申一个中国的政策。美国政府的决策层也感到了问题的严重性，开始重新评估、检讨其对华政策。
　　美国对台政策转变为在东亚维持现状的立场，与中国保持“接触”政策成为美国对中国外交政策的主流。因此，美国再次对美、台关系的现状进行新一轮的“检讨”和调整，主要是将前段时期美国以公开支持和纵容台湾当局分裂祖国活动为重点内容的美台关系，予以适度“降温”到实际支持台湾分裂势力、保持台湾与大陆“和而不统、分裂分治”而又不刺激中国大陆、不导致台海形势紧张、不严重影响美中关系发展的范围内。
　　经过辩论，主张同中国保持接触的主流派意见占了上风，克林顿政府的对华政策进一步走向现实。美国政府在处理美、台事务时，采取了适当的相应“降温”措施，用来抑制台湾当局图谋“台独”的膨胀势头。
　　（摘自人民出版社《台湾政局60年》作者：李松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