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首先是一名共产党员——某我有一大堆称谓。优秀共产党员、拔尖人才，主任医师、副院长，徐州市及淮海经济区好几个医学专业委员会的主任、委员等兼职头衔。党员有党性，医生有医德。而作为一名共产党员的医生，首先想到的应该是“我是一名共产党员”。在医生的职责岗位上，作为共产党员，保持先进性必须要有超凡的专业能力。医学的海洋浩瀚无涯。多年从医路，最痛苦的是面对病人的疾病束手无策。刚入院的那几年我把全身心都投入到了钻研业务技术上，在打下良好基础后，运用所学知识积极投入医疗技术创新。１９８８年我从南京脑科医院进修神经内科回院后，在淮海地区率先将脑脊液细胞学检查应用于神经系统疾病的诊断。由于当时科研条件和资金的限制，这项新技术的开展较为困难。我苦思冥想，自己动手，设计好模型后，找到集团公司机械厂的工人师傅帮助加工成了脑脊液细胞沉淀器。没有实验室，没有显微镜，就到院内检验科去做实验。因为每次实验从细胞沉淀开始到结束需要两个多小时，为了不影响检验科的正常工作，我只有经常利用中午、晚上和休息日做实验。在经历了一次又一次失败后终于取得了成功。这项检查技术使过去许多不易确诊的少见病及时得到了早期诊断，挽救了许多病人的生命。家住沛县一农村女孩因发烧、头痛、抽搐住进了县城医院，经会诊诊断为“隐球菌性脑膜炎”。这是一种罕见的病例，死亡率高，救治困难，用药昂贵，要想治好至少得十万块钱左右，对于一个农村家庭来说，这数额是个天文数字！一天，女孩的父亲带着家中仅有的４００多元钱到市内为女儿买药，一片药６０元，４００多元钱还买不够一天的剂量。老汉又着急又为难地找一些专家询问，还有没有其它便宜一点的药能够救治他的女儿。当打听到徐州医学院时，有位教授告诉他说：“你不如到矿务集团总医院神经内科荣良群医生那儿去看看。”老汉抱着一线希望找到我时，已是傍晚，焦急的脸上写满了期盼。我丝毫没有犹豫，立即跟着老汉赶往沛县，为女孩做脑脊液细胞学检查。根据检验结果，我诊断那个女孩得的是普通的病毒性脑炎，排除了可怕的隐球菌脑膜炎，仅激素治疗就可以了，并为她制定了详细的治疗方案。为了不影响工作，我连夜乘车于凌晨两点赶回徐州。半个月后，女孩康复了，老汉高兴地逢人便说：“是矿务集团总医院的荣医生救了俺丫头的命。”由于脑脊液细胞学检查方法简便、实用，深受同行们的称赞，市内几家大医院以及附近市县的许多病人慕名而来，许多医院的脑脊液标本也送来会诊，并把这项技术推广到沛县、丰县、新沂市人民医院等地，至今共检查病人２万多人次，其中“脑脊液细胞学检查在中枢神经系统感染中的应用研究”获９９年度集团公司科技进步一等奖，省煤炭公司科技进步二等奖。大家都知道，脑出血是一种严重危害人生命的疾病，死亡率高，致残度大。每当看到病人突发脑出血抢救无效去世，病人家属痛不欲生的心情；看到病人虽经治疗但落下残疾，无可奈何的表情，我的心就非常难过。为使这种病人的死亡率、致残程度减少到最低限度，我在实践中积极探索，力求寻找出一种治疗该病的有效方法。１９９０年我开始了《ＣＴ定位锥孔抽血尿激酶溶解治疗高血压性脑出血的临床研究》，并不断对穿刺方法和穿刺器械进行改进，共治疗病人５００多例，使脑出血的病死率降至１５．８％，而且显著降低了患者的致残程度。为了推广此项技术，进一步积累临床资料，使更多的患者能够尽早受益，我利用班后、工休乘车到市周围的医院去诊治病人。几年中，我受邀走遍了丰县、沛县、睢宁县、邳州市、新沂市、连云港市及安徽的砀山、河南的永城等多家医院，救治了一个个病人。由于该项技术具有操作简便、损伤小、安全有效、实用性强、不需贵重器械、易于推广等特点，经省科委组织的专家鉴定，认为该项研究处于国内领先水平，对穿刺器械的改进属国内独创。目前已推广应用到全国十五个省市的２００多家医院。另外，我还主持开展了颈侧穿刺术，大剂量人体免疫球蛋白的治疗重症肌无力、急性脑梗塞的早期溶栓治疗、颈动脉注药治疗脑血管病、肉毒素Ａ治疗面肌痉挛和眼睑痉挛等多项新技术、新疗法和临床研究，多次获得科技进步奖。１９９５年，我担任了总院神经内科主任。从临床走上管理，说真话我有点恋恋不舍，但是作为一名党员我明白，当好一个科主任责任更重。我深知一个人的力量是有限的，要想把工作干好，必须靠大家共同努力。党员要走在群众中，更要带着群众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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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抓好自己医疗技术提高的同时，我尤其注意做好传帮带工作，在对年轻医生的培养上不保守，把自己二十年来积累探索的工作经验和技术毫不保留地传授给他们。我在科室内坚持每周举办一次专科讲座，手把手的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