跟进时代的紧迫感，直面文学前进步履的坦诚和他洒脱无累的生活态度有机地融合在一起

　　1966年，他成了一位“地下工作者”，一手拿钻一手拿笔，在煤矿一干就是10个年头，并曾被打成“反革命嫌疑”。
　　1977年，中国将要恢复高考的消息在知青当中流传开来，他在母亲“伟大的叨唠”中拿出了自己保存多年的课本，一边参加劳动一边坚持准备，终于如愿走进北大校园。
　　1982年，他开始了专业创作，并以《丹凤眼》一炮打响，为文坛瞩目。
　　1995年，他步入了中国作家协会，最终成为领导班子中的一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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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有的这些“他”，相关的影子重叠在同一个人的身上――陈建功。
　　尽管曾在中国作协的不同活动或会议上多次见过陈建功，但并不真正了解他的传奇人生，并没有机会感悟他的内心世界，更没有条件品读他的思想与成功要诀。作为记者，我幸运，终于零距离地走近了这位精神矍铄、态度亲切、心境淡泊、见解独到、思想深邃的著名作家。
　　母亲“怂恿”出的《日出》和《欢歌》
　　小学三年级时，老师要求写一篇纪念“七一”的贺词。陈建功笑了，写贺词？小儿科！于是，就把贺词写成了贺诗，结果被斥为“偷懒”而蒙羞。怏怏不乐地回到家，母亲见到儿子一脸的不快，细一问，哈哈大笑：“你高兴才是，你并没有错，别出心裁，与众不同！”多少年后，陈建功一直感念当年母亲保护且“怂恿”了自己写作创新的胆量。 www.wkfxw.com文库分享网•收集整理
　　1964年，陈建功考高中，作文的考题是《我为什么考高中》。考试中，母亲当年“别出心裁，与众不同”的夸奖一直萦绕耳畔。于是，陈建功又别出心裁地把作文写成了一封给妈妈的信，用书信体切入了考题。当时在北大附中任教的母亲恰好参加北京市海淀区的阅卷，回来大赞一个孩子如何如何聪明，把作文写成了书信体，因此而获得加分奖励。考生的名字是密封的，作为母亲不知道她夸奖的就是自己的儿子，更不知道儿子所为，源自小学时代所获得的“怂恿”。
　　考上了高中后，陈建功继续在人大附中就读。高一开学时，学校给新生们发一套《中学生作文选》。这套书按“高中”和“初中”分为两册，刊载了本校学生的优秀作文。陈建功高兴的是，一翻开“初中”册，只见自己在初中二年级时写的一篇《日出》有幸入选。当年作文本上歪歪扭扭的钢笔字，一下子变成了印刷体，能不兴奋吗？
　　20年后，有一家杂志领异标新，策划刊载一些著名作家的“少作”。让陈建功惊诧的是，这家杂志居然从自己的老师那里找到了那本作文选且把《日出》刊登出来。重读自己14岁时的“稚嫩”之作，尽管心中铭记着前人“不悔少作”的教诲，陈建功说仍然难以掩饰深深的羞愧：“那篇《日出》写的，完全是虚构的一段经历。说的是我回到了家乡广西北海，在一个清晨来到海滩，登攀到气象观测塔上，观赏日出的情景。任何一个读过杨朔散文的人，都不难看出那是杨朔立意与结构的笨拙模仿。”今天，陈建功坦陈，当年的模仿写作是自己能成为今天的第一步台阶。诚然，少年人一次大胆的尝试，社会或学校一次认可和鼓励，有可能成全一个人的一生。于此，陈建功体会至深。
　　1966年“文革”开始，这一年陈建功是中国人民大学附中高二的学生。当时，高考取消了，陈建功和其他同学一样，纷纷到厂矿企业或农村工作、劳动。“那时，我父亲在人民大学教书，被打成‘特务嫌疑’，我就卷起铺盖，去了京西一个叫木城涧的煤矿当了一名岩石掘进工。在那儿干了3个月后，毛泽东发表了知识青年上山下乡的指示。如果当时我没去煤矿的话，我也就下乡了。”于是，陈建功在这里整整当了10年的煤矿工人。
　　最底层的社会劳动让陈建功刻骨铭心：“一开始是打岩石，扛个风钻，打通通往煤层的道路。”在井下干活的时候，陈建功每天都是早上4点半起床，匆忙吃点东西就出发。“到井口要穿过一个山谷，冬天寒风凛冽，前一天下班脱下的衣服，因为又是水又是汗，已经冻成铁板了。我要把它掰开，把身上的棉袄扒光，光溜溜地穿上那件冻了一夜又潮又冰的衣服下井干活。8小时后再从井下出来。每天从准备到从井下出来的时间得十几个小时。”陈建功回忆说，那个时候还经常搞会战、献礼，天天顶着炮烟冲，得猫着腰，几乎是爬着进去，才能不被呛着。
　　在煤矿期间，一边挖煤，一边读书。“‘文革’时期，除了《毛选》和马列，几乎无书可读。我妈妈当年在北大附中图书馆工作，她把很多封存的书偷偷拿给我看。我们煤矿也有一个图书馆，当时正在清理所谓‘四旧’，把很多好书拿出去化纸浆，我就穿件棉大衣，去跟老头儿聊天，然后乘其不备，偷偷往棉大衣里藏书。那时候，看了不少书。就这样，我读了10年，算起来上两个大学都毕业了！”
　　当年，陈建功很茫然，惟一支撑的就是看书。“后来，从20世纪70年代有一些文艺刊物复刊了，开始发现有文艺作品发表了。我就想，先写写东西，以后能从事文字工作也比下井强。”
　　陈建功当了作家之后，曾有一个外国记者采访他，问他最早发表的作品是什么。陈建功说，很凄惨，最早的作品是以别人的名义发表的。
　　一天，矿区的领导忽然找上门来，说是北京要搞一个劳模赛诗会，问陈建功能不能给写一段诗。陈建功于是赶写了一首诗，大约就是“煤矿工人这双手，敢上九天摘星斗”之类。领导一看，说写得不错，让陈建功出差到北京劳动人民文化宫定稿。“随后，我的诗就被批准去人民大会堂朗读。可不是让我去朗诵，是我们矿的劳动模范去读的。第二天，这首诗被登在《北京日报》上，署的当然是劳动模范的名字。因此，我的第一篇作品是用别人的名字发表的。”
　　到了1973年，推荐工农兵上大学，因为陈建功干活不错，于是被工人推荐去上南京大学中文系，后来因为领导说他“有反革命言论”又有一个“臭老九”的父亲而没有成行。
　　尽管如此，陈建功没有怨天尤人，相反写了一首歌颂“工农兵上大学”这一“新生事物”的诗歌《欢送》，发表在当年的《北京文艺》第2期上。自此，陈建功一直把这首诗视为自己的处女作。接受采访时陈建功说：“那时候的我，是一个被社会所挤压，却拿起笔歌颂那个挤压了我的时代的那么一个我；是一个对现实生活充满了怀疑，却又不断地寻找理由来论证这些生活合理的这么一个我；是一个被生活浪潮冲击得晕头转向，却又希望抓住每根救命稻草的那么一个我。” 　　在那个年代，能够当上工人是一件十分令人羡慕的事情，但是对于年轻的陈建功来说，枯燥乏味的工作和没完没了的政治运动让他感到惶恐与不安。为了能向大家证明自己的能力，也为了未来找条出路，陈建功在业余时间拿起了笔，开始文学写作。那时，他的人生目标是想成为一个像胡万春那样的工人作家。1973年12月，《北京日报》发表了陈建功的第一篇短篇小说《铁扁担上任》。回想起被“文革”耽误的青春，陈建功并不后悔，他认为任何人生的遭际和坎坷，都不过是丰富阅历的一部分，都是一笔可贵的精神资源。
　　从人生拐点看一个作家的心灵史
　　1977年10月21日，新华社等各大媒体向全国发布恢复高考的消息。早在这之前几周，家住人民大学大院里的陈建功的父母已经得知了这一消息。书香门第的家庭对这种消息自然有天生的敏感。父母当即把陈建功从矿区召回家里，递给他几本早已准备好的复习材料，让他回到矿上认真准备应考。可是，已经发表了几篇作品的陈建功受当时的文艺思想的影响，想的是扎根矿山，当一名“工人作家”。
　　母亲坚持要儿子报考，说：“你不明白，是不是经过系统的读书训练，肯定是不一样的。想当作家更要上大学念念书。”最终，在母亲的“伟大的唠叨”下，被“逼迫”着走上高考恢复应试的首班车。
　　今天，于陈建功看来，1977年恢复的不仅仅是高考，开辟了一个平等竞争、公平公正的人才流动通道，也是恢复对科学、民主、平等等普世价值的尊重。“我觉得77、78级不仅意味着一群年轻人的命运转变，而是一个民族命运的转变。我们是如此真切地把个人的命运和民族的国家的命运连接在了一起。”
　　1978年初，陈建功作为27万幸运儿之一踏进了高等院校的殿堂。陈建功说，北大给予他基本的人生态度和学术态度的训练。
　　在北大，同班有很多热爱文艺的青年，他们很快结为好友，其中包括后来的文学批评家黄子平、编剧梁左、作家黄蓓佳、查建英等等。他们决定在校园内办一本文学刊物，起名《早晨》。“这是一本油印刊物，寄往各地，与一些高校的文学刊物交换，也投到许多杂志去。那时许多杂志刚刚复刊或新创建，都缺好稿子。因此很重视这些投稿。”陈建功记得，《花城》杂志看到《早晨》后居然派了两个编辑专门来北大选稿子，自己的作品《流水弯弯》就被选中。
　　北京大学的学习给陈建功插上了想象的翅膀，使他对文学的理解日渐深刻，也使他的创作水平得以迅速提高。1979年，短篇小说《盖棺》发表，当即被刚刚创刊的《小说选刊》选为创刊号的头题，使陈建功在文学界人气蹿升。《盖棺》的主角就是陈建功在挖煤时代结识的人物。陈建功把自己的成功归结为“生活的感悟”和进入北大以后“对生活的再感悟”。大学毕业的那一年，陈建功在天津百花文艺出版社出版了第一部书――短篇小说集《迷乱的星空》。陈建功用素朴而鲜明的语言阐释自己的小说创作理念：“将你认识的人物，或者听说的人物、想象的人物搁在一块热闹热闹，这就是小说。”他说，从事文学创作的人，需要与众不同的阅历，需要独特的情感体验，同时还需要符合文学规律的专门训练，“只要你去考量他们的人生经历，他们几乎都有一个不经意的训练过程。”
　　陈建功大学毕业前后，适逢王蒙等北京作家重提“文学为人生”的主张，希望对当时风行的“问题小说”有所突破。北京的不少作家渐渐于这一旗帜下取得共识，这一时期，陈建功连续发表《丹凤眼》、《飘逝的花头巾》等代表作，并连续获得全国优秀小说奖，为文坛瞩目。大学毕业，陈建功进入北京市文联从事专业创作。
　　陈建功深知，自己虽然有过10年矿工的阅历，作为一个专业作家，仍面临着情感资源缺失的危险，他开始向北京文化探胜求宝。同仁堂、“百年老卤”、荷花市场的“烤肉季”、旧京平民游乐场的故地天桥、前门外的大栅栏、胡同里的名人旧居……这些老北京有关的人与地，陈建功几乎都探访过，为他的写作积淀了不少生活的素材，他的《北京滋味》就让人品足了“京味儿”。
　　并非北京土生土长的陈建功却写活了北京的文化“土特产”，让无数读者还误以为他是北京籍作家。陈建功这样解释自己的京味作品的成功之道：“任何以地域文化为特色的作家，有所成就者，或是外来人士，即便是本地出生，也一定会有离开本地去外面生活一段时间的经历。如果他只有在本地文化中浸染的经历，而没有文化视角的变化，他也就无从进行文化的比较，就写不出更有地域文化韵味的作品。用文化学的角度说，有了这种反观才会产生一种文化震惊。因为在本地生活久了就司空见惯习以为常，就没什么新奇的感觉了，只有有了一些外部文化的角度，他才有文化震惊，觉得新鲜。”
　　1995年2月，陈建功被调入中国作协工作，走在自己在文坛上的另一个起跑线上。他历任中国作家协会书记处书记兼中国作家协会创作研究部主任和作家出版社社长，直至成为中国作家协会党组成员、副主席、书记处书记，后来又兼任了中国现代文学馆馆长。
　　让丰厚的文化资源走向普通民众
　　兼任中国现代文学馆馆长后，陈建功主倡组织过以“此物最堪思”为主题的作家友情展，在社会上反响不小。“现在有些展览太呆板了，没有趣味性，而且也不能光做文学史的展览，要有多样性，因此办了一个作家友情展，使文学馆和广大作家离得更近，和广大群众离得更近。”这是当时办展的初衷，但展览后所产生的社会影响是陈建功所始料不及的。
　　据陈建功讲，文学馆有一面绣着“丁玲不死”的锦旗，来自北大荒人的馈赠。这是因为丁玲去世时，有传言说她的“历史问题”还没有得到解决，因此将无法在遗体上覆盖中国共产党党旗。当年那些和丁玲一起在北大荒共患难的兵团战友们，赶绣了这面锦旗，为的是让他们爱戴和信任的“老丁”带着人民的深情远行。此事的结局当然是圆满的――丁玲所蒙受的历史冤案终获平反，她终于得以覆盖着中国共产党党旗上路，而这面北大荒人的馈赠，就成为了丁玲在人民的心中不死的见证……类似的故事很多。正如陈建功所说，几乎每一个作家家里，都珍藏有凝聚着党和人民对作家关怀和关爱的物品，也有凝聚着作家间友谊和情义的物品。珍藏的物品配上感人的“千字文”，自然“此物最堪思”。
　　到文学馆后，陈建功曾以馆长的名义给中国作家协会的7000多个会员写信，希望他们把自己的手稿和代表作的各种版本都捐献给文学馆。一天，他收到作家李心田的来信，信上说准备要把《闪闪的红星》等手稿捐赠给文学馆。接信后，陈建功十分高兴，随即回信说：“真是谢谢你了，我一定要亲自把你的手稿接过来。”不久，李心田又再来了一封信，说：“我被你的诚恳所感动，本来还是有所保留的，现在我决定要全部捐给你们了。”
　　当年，陈建功在现代文学馆馆长岗位上和同仁一道充分发挥文学馆的文化资源优势，以开拓的姿态去创造新局面，摸索出了许多办馆的新思路和新经验。
　　处世淡泊，做人低调，做事认真，生活上简单而充实：“平时除了写书看书以外，也挺喜欢运动，特别是游泳和打乒乓球。游泳是每天都坚持的，我喜欢一口气游1500米，一般会耗时45分钟。如果错过了游泳馆的时间，我就会步行1个小时，从我们家开走，经和平门绕到西单，西单绕到天安门，从天安门再绕回家。每天无论多忙，我都会坚持进行适当的锻炼，也喜欢旅游、摄影……生活上我注意节食，每天中午我只吃两根黄瓜，或者两个西红柿。当代人营养过剩，必须在饮食等方面节制。”
　　尽管大家都说陈建功的作品耐读、有思想、有生活，但是陈建功认为自己最好的作品是可爱的女儿。他与女儿亦师亦友，是女儿的知音。“在我们家里，父母跟女儿的关系是很平等的，我们从来不强迫她做任何事情，即使是小时候吃药，我们也从来没捏着鼻子灌过她，什么事都是跟她讲道理商量着来。长大后孩子在学校受到很好的教育，当然也有负面的压力，对此，我既不纵容孩子，也不强迫她就范于某些负面的东西。”
　　陈建功是一位极富爱心的作家，一直用自己的真情践行着社会和谐的理念。他曾和其他知名作家深入动植物保护一线，亲身体验和感悟，用感性的笔触和理性的反思，通过文学的形式呼吁生态保护，并被野生动物保护协会聘请为扬子鳄的“代言人”。
　　跟进时代的紧迫感，直面文学前进步履的坦诚和他洒脱无累的生活态度有机地融合在一起，造就了一个每天辛劳地耕耘奔波的陈建功，也造就了一个洒脱快乐仿佛永远洋溢着宽容达观的笑意的陈建功。
　　责任编辑 李菡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