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川省东北部嘉陵江以东，渠江以西，山峦起伏，沟深谷狭。这里有个集镇叫马鞍场，因靠着一座状似马鞍形的山而得名。

　　新中国刚成立后不久，马鞍镇的几十个乡亲们串连起来，乘木船沿嘉陵江到了重庆，他们想取道重庆到北京跑跑路，见一见老乡――时任中共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书记的朱德。
　　朱德得知这一情况后，立刻告诉重庆的负责干部，动员乡亲们尽快回去劳动生产，一个也不要来！时任西南军政委员会副主席的贺龙替朱德接待了这批乡亲，派人将他们送返家园。
　　朱德经常要求家人“老百姓怎样生活，你们就怎样生活”。作为中央纪委第一任书记，朱德的清廉自律被传为佳话，他对腐败的零容忍以及新历史时期的反腐理念，更是影响至今。
　　老同志犯错要处分得更严
　　建国伊始，随着全国性胜利的到来，有的干部滋生了以功臣自居的骄傲自满情绪，违反党纪国法的行为屡有发生。在新的历史时期，中共中央于1949年11月通过《关于成立中央及各级党的纪律检查委员会的决定》，朱德担任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第一任书记。
　　曾担任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副书记的王从吾回忆说：“朱德同志以身作则，坚持党的原则，维护党的纪律，带领大家认真负责地做好纪律检查工作。”
　　朱德当时已经六十多岁了，军人雷厉风行的作风丝毫没有改变。他深知这一工作的重要性和开展的困难性。一上任，立即主持召开会议，创建中央纪委的办事机构，制定工作细则，选调一批优秀干部从事纪检工作。在很短的时间内，中央及各地中央局、省、市、地委的纪委机构相继建立起来，开始受理违纪案件。 文库分享网（www.Wkfxw.com），全免费下载
　　1951年11月，朱德亲自过问了一个违犯党纪的老干部的问题。这个老干部在战争年代立过功、受过奖，时任某地方部门的领导职务。有一次，他来找朱德汇报工作，要求把他所领导的“局”升为“部”。这样，他就可以由“局长”升为“部长”了。
　　朱德察觉到他名利思想的滋长，诚挚地告诫说：“你不要老想做大官，要时刻警惕和约束自己。要当心啊，弄不好会毁了自己的哟！”
　　然而，这个老干部没有及时约束自己，在歧路上越走越远。就在那次谈话以后，他又利用职权盖了一幢豪华的私人别墅，甚至用国家外汇，从国外买来最新式的小轿车供自己使用。
　　老干部的问题被群众揭发后，朱德审阅了有关材料，委派中央纪委的人员调查核实，并嘱咐说，要严格按照党的原则，实事求是地弄清他的问题，作出严肃慎重的处理。全面认真地查清老干部的错误后，组织上给了他处分，将其降职，下放到基层。
　　1952年，澳大利亚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委员桑顿，收到参加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会议的邀请。会后，桑顿问：“朱德同志的报告说，资格越老、地位越高的同志越要从严要求，是不是说，这样的同志犯错误要处分得更重？”
　　据中央对外联络部翻译齐锡玉回忆，朱德当时作了大意如下的回答：报告说的从严，首先是指思想上要求，而不是指组织处理。对犯错误的同志要实行治病救人的原则，帮助他们认识和改正错误。但是对于犯了严重错误而坚持不改的人，必须按照党章的规定加以处分，直到开除出党。所有党员在党的纪律面前一律平等，功劳大、地位高的党员受党的教育更多，他们犯错误造成的损害更大，处分应该更严，绝不姑息！
　　挥笔怒批“大老虎”
　　从1951年底“三反运动”开始到1952年2月5日，在朱德的领导下，中纪委仅在华东军区就打掉“小苍蝇”649只，“大老虎”108只，查处中小贪污分子9.7万多人。最著名的“大老虎”天津地委书记刘青山、天津地区专员张子善，就是在这次运动中落网并被枪决的。
　　当时，天津因战争创伤以及不法商人投机倒把、囤积居奇，不少群众食不果腹、衣不蔽体，冻饿街头。作为地方一把手，刘青山对人民疾苦不闻不问，竟接受不法商人的巨额行贿，用中央救济款建造自己的豪华官邸；张子善不仅贪污受贿，还下令暴力机关驱打来访的群众，以“反革命分子”名义逮捕无辜群众。
　　据河北省委《关于开除刘青山、张子善党籍的决议》揭露：“刘青山有几句口头禅：‘天下是老子打下来的，享受一点还不应当吗？’‘革命胜利啦，老子该享受享受啦！’”
　　短短的两年内，刘青山、张子善二人假借经营机关生产之名，利用职权，狼狈为奸，先后盗窃国家救济粮、治河专款、干部家属救济粮、克扣民工粮、机场建筑款及骗取国家银行贷款等，共计171.6亿元。
　　171.6亿元是个什么概念？按当时的币制标准和市场物价指数，这些钱足够50多万人一个月的口粮并做一身衣服。
　　情况报告到朱德那里，他勃然大怒，挥笔批下“触目惊心，党性何在，国法难容”12个大字，而后面见毛泽东。
　　当时党内对这一案件的处理出现两种意见。一种认为，“违法乱纪，明正典刑”；一种认为，建国之初，正值用人之际，刘青山、张子善虽然犯了错误，但毕竟经过战火考验，是有功之臣，应戴罪立功。
　　朱德对毛泽东说：“我们的党只应有一种纪律，我们的国家也只应有一个法律。决不允许任何不受党纪国法约束的个人与独立王国的存在。所以，不管任何组织和个人，只要违反了党纪国法，我们都要一视同仁、严肃处理。”周恩来赞成朱德的说法。
　　党中央在充分听取了党外民主人士的意见后，决定同意河北省委的建议，由河北省人民法院宣判，经最高人民法院核准，对刘青山、张子善处以死刑。
　　薄一波后来回忆办案经过时表示：“严惩刘青山、张子善的决定的果断作出，实际上是再一次用行动向全社会表明，我们党决不会做李自成！决不会放任腐败现象滋长下去！”
　　1952年2月10日，刘青山、张子善被押往保定东关大校场枪决。当时参加公审的一位老干部回忆说：“当我看到黑乎乎的枪口对准了刘青山、张子善，我的腿有些发软，脑袋嗡地一下涨得老大。过去认为自己的居功自傲思想没什么，享受点没什么，看到刘、张二人所犯错误的严重性，才让我大吃一惊！我们真的应该时时警醒自己，自觉抵制腐化堕落思想的侵蚀，千万麻痹不得呀！” 　　开“阳光反腐”先河
　　1952年1月，武汉的天气无比阴冷。在武汉市纪委，朱德正认真地听取武汉市纪委书记谢帮治的汇报。听着听着，他的脸色愈加严峻。谢帮治看到朱德的脸色不好，停止了汇报。朱德紧锁眉头，说：“讲下去！”
　　原来，谢帮治汇报的是一起利用职权、压制民主、诬陷好人的严重事件。这件事的起因，还要从1950年9月的一天说起。
　　当天狂风大作，暴雨倾盆，一个担架队抬着十几个部队伤病员赶往武汉市某医院。伤病员病势严重，有的已经气息奄奄。
　　医院院长兼武汉市卫生局副局长宋瑛摆出官架子，颐指气使地说：“地方医院不收治军队伤病员，把人都抬走！”有几个重伤员由于抢救不及时，在医院门口停止了呼吸。事后，武汉市医务部门有人写信给毛泽东主席，揭发宋瑛拒绝接收南下大军的急症伤病员，致使个别伤病员失治而死的官僚主义错误。
　　中央接到信后，要求武汉市委负责处理，武汉市政府将来信转到了宋瑛手里。宋瑛见信后，认为写信人“动机不纯，有意破坏”，臆测这封匿名信是武汉市属第二医院的工作人员纪凯夫等三人所写，找他们核对笔迹，强迫他们承认错误。武汉市副市长周季方支持宋瑛“追查控告人”。
　　就在这时，市第二医院发生了一起盗窃保险柜公款的案件，周季方、宋瑛又蓄意嫁祸纪凯夫，命令公安局将纪逮捕，长期拘押逼供。还将盗窃案说成是“政治阴谋”，诬陷纪凯夫是“国民党潜伏的特务”，“他就是要制造混乱，达到推翻共产党的目的”。
　　朱德听完汇报后，气愤不已，立即指示中南局纪委对此案进行彻底调查。后经多方查证，证实纪凯夫是清白的，他最终从监狱释放，予以平反。周季方、宋瑛受到严肃查处，调离原岗位。
　　为了更好地维护党的纪律的严密性和平等性，朱德认为，对于典型的案件要公开审理、公开教育，可以起到警示的作用。他说，案件“处理以后，要及时总结经验，在党刊或报纸上公布出来。这点很有作用，值得提倡……我们把它公开出来，在报上一登，到处都传遍了，他的错误行为再也隐蔽不起来了。”
　　因此，《人民日报》在头版头条报道了中共中央中南局处理周季方、宋瑛阴谋陷害案的消息，并发表社论，开了中纪委“阳光反腐”的先河。
　　历史声音昭示现实
　　朱德虽身处高位，但从不搞特殊化，时时以普通劳动者的身份自居。
　　任中央纪委书记期间，他看到身边的工作人员在清扫环境，高兴地说：“每个人都要锻炼，要能吃苦，有朴素作风。人们都是‘从俭入奢易，由奢入俭难’。”
　　给朱德做过厨师的邓林回忆说：“一般人以为朱老总是中央领导，吃饭是特灶，标准一定很高。可实际上，从解放进北京到1971年我生病离开中南海，老总、康大姐和我三个人加起来的伙食费平均每月都不过四五十元，就是按当时的标准，也只是一般中层干部的水平。”
　　1951年，朱德六十五岁寿辰，家乡派人到北京看望他，并提议把仪陇县改名为朱德县。朱德听后赶紧说：“这怎么使得？我不算英雄，只是个在战场上没有被打死的普通士兵，为革命牺牲了的烈士才称得上英雄。”由于朱德反对，县名没有改成。
　　1949年11月到1955年5月，朱德担任中纪委书记前后共五年七个月时间，他的廉政情怀和反腐理念，置于当今反腐现实中，仍然熠熠生辉。
　　他在反腐中一个重要的经验就是及时在媒体上公开典型案件，让腐败暴露在阳光下。他还多次强调，党员在党纪国法面前，不管官大官小，要一视同仁。
　　习近平总书记同样强调指出，“要坚持‘老虎’、‘苍蝇’一起打，加强对权力的制约和监督，把权力关进制度的笼子里……”党内监督，没有例外，没有禁区。
　　在历史的长河中，两个声音遥相呼应，并非偶然。
　　朱德的夫人康克清在回忆朱德的文章《朱总风范永存我心》中说：“对先行者的最好怀念，当然不是眼泪和誓言，而是怎样脚踏实地把他们的事业推向前进，把他们的理想变为现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