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两汉之际王莽篡汉，光武中兴。动荡的政治给思想界产生了巨大影响。古文经学两次立为官学又两次被废。两次今古文经斗争中的王莽、光武帝与刘歆、范升、陈元以政治身份“君”与“臣”出现在思想争论中。政治与思想的融合推动着汉代经学的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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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今古文经之争；王莽；光武帝；君臣观

[中图分类号]：i20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2-2139（2015）-14-0-03

今古文之争是汉代经学发展中今文经学与古文经学的学术地位的之争。从汉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至东汉末年这两三百年间，今古文之争先后掀起了三次高潮。分别是：（1）西汉哀帝时刘歆争立《古文尚书》、《逸礼》、《毛诗》、《左氏春秋》为官学。（2）东汉光武帝初年韩歆、陈元与范升争立《费氏易》、《左氏春秋》为官学。（3）东汉章帝时贾逵主《左氏传》与李育主《公羊传》之争。这三次其中就有两次发生在两汉交替之际。

自董仲舒建立起一套完整的“天人感应”学说体系开始到西汉末一百多年的时间，汉代经学名义上称之为“独尊儒术”，但已经较先秦儒学相去甚远。与先秦时儒、墨、道、法泾渭分明的学术形态不同，此时的儒学“霸王道而杂之”，依托先秦时代各家的经书为蓝本，经过师法，家法的交相传授，结合不同时代的具体事件，形成了一套涵盖天文历法、礼仪、祭祀、君臣关系等多方面的思想体系。形成了汉代以经入礼，以经入律，以经入仕的局面。甚至在处理边疆问题，民族关系，治理河道这些看似与儒家思想毫无关系的方面也能找到引经据典的依据。这是因为国家大政方针的决策中心在朝堂，这个中心由君主与诸位大臣组成，中心的核心是君主。一旦某一思想被君主这个核心确立为官方正统思想的时候，围绕在核心周围的臣子们也就脱离不开这一指导思想了。国家的中心在这个指导思想下运行，它出来的决策也就不可避免地带着这一指导思想的影子。此时的“独尊儒术”的汉代经学也就不再是单纯的为经书作注疏，做训诂研究经的学问，而是可以通经致用的政治思想体系。经学体系下的经文经学与古文经学的斗争也就不仅仅是思想文化上的争论，还是各家学者们为自家学派争夺政治话语权的斗争。

古代的中国为封建专制国家，一直是政治权力占据突出位置，政治权力又是以君权为核心的专制权力占主导地位。君权集全国的行政、立法、司法、赏罚甚至生杀各种大权于一身。“以至古代中国社会的各个方面，如土地运动、社会分配、阶级构成、思想文化，以及社会兴衰与动荡安定等等，实际上都与权力发生了密切的关系。”1两汉之际政治动荡，王莽专政，代汉自立；后光武中兴，休养生息。到明帝章帝时期天下才趋于安定。两次今古文经之争也发生在这短短几十年间。研究两汉之际的这两次经学斗争就不能不去考虑两次斗争决策中心的变化。

一：今古文经之争中的君：王莽、光武帝

无论今古文经学两派斗争的做么激烈，最终决定胜负的是君主。“儒家独尊的是由王权决定的，期间的分歧也只能由皇帝裁定。”2

王莽，出身名门但家道中落，和陈参学过《礼经》，陈钦学过《左传》。古文经的影响就从这时开始贯穿了王莽的一生。在为人处事上，王莽屈己下人，恭敬俭朴，谨慎小心，处处透露着《周礼》的古风。“（王莽）受《礼经》，师事沛郡陈参，勤奋博学，被服如儒生。事母及寡嫂，养孤兄子，行甚敕备。又外交英俊，内事诸父，曲有礼意。”3这让他在奢侈浪费，花天酒地的王氏堂兄弟间迅速的脱颖而出，赢得了良好的名声。“久之，叔父成都侯商上书，愿分户以封莽，及长乐少府戴崇、侍中金涉、胡骑校尉箕闳、上谷都尉阳?g，中郎陈汤，皆当世名士，咸为莽言。”4这都成为他以后进入仕途并步步高升的关键。班固对此的评论是虚伪，诡诈的表演，而且这一表演就演了几十年，演的每一次谦虚辞让各种封赏时都有一群人为他站出来说话。

古文经为王莽服务最直接的证据在王莽自居“摄皇帝”时所引用的《古文尚书》。“《书》逸《嘉禾篇》曰‘周公奉鬯立于阼阶，延登，赞曰：假王莅政，勤和天下。’此周公摄政，赞者所称。”5不过，除了此时时所引用的“《书》逸《嘉禾篇》”有明显痕迹指明是古文经之外，在《汉书》的记载中，王莽时期无论是臣下上的奏书还是王莽颁布的诏令，所引用的多以“《书》”、“《书经》”、“《诗》”、“《诗经》”、“《礼》”、“《礼经》”、“《春秋》”等做指代，并没有具体指出是哪一篇。也就是说没有特别明显的证据能够区分出这些引用是古文经还是今文经，王莽个人并没有完全抛弃一方，而是兼而用之。朱乐川先生对“古文的《费氏易》、今文的《梁丘易》与三家诗《齐诗》、《鲁诗》、《毛诗》做了区分，得出结论其今古文的区别主要在文字与事迹上。而且《毛诗》与《鲁诗》皆可上溯至孙卿所授之诗。”6可见在王莽大量的“引古”、“托古”诏令中，并不完全来自古文经。或者说即使我们以一种“托古改制”的眼光看王莽确立古文经为官学是为了给其篡汉自立寻找理论依据，也难说古文经是否真正在内容上给了其足够的支持。“王莽改制是以西周之制为主，多托周公之事；不是单托古文经，而是今古文经皆用，托于整个经学；不是简单抄袭旧典，而是因革舍益。” 7

有很多证据可以证明王莽擅于“引经”，但并不拘泥于今古。属于“拿来主义”，哪个合适就用哪个。甚至从引用次数上今文经要多于古文经。不过在当时那个特定环境下，相比今文经，古文经具有的两个优势：第一，西汉末皇帝多无皇子，新任皇帝多靠一些政治势力由皇系亲属中拥立。这就造成了皇权旁落，外戚宦官势力擅政专政。加之此时西汉土地兼并严重，自然灾害频繁，大量自耕农破产，沦为奴婢。导致国家内部矛盾激化，社会动荡。《周礼》中所描绘的“君君臣臣，父父子子”、“田里不鬻”的礼乐繁荣，天子主宰权力，耕者有其田的社会就重新成为了“人心所向”的世界。古文经给王莽的支持不在于经文本身，而是它为王莽树立一个能够带领汉朝回到西汉初年社会繁荣，政治稳定那样的良好形象。这也是为什么王莽能够获得“安汉公”的称号，并依据周公摄政、鲁隐公代理鲁国君主的例子成为“摄皇帝”。第二，王莽在刚开始受王太后委托与孔光、王舜、甄丰等老臣共同执政，并且任用像师丹这样的大儒名臣为三公。这样的妥协有利于王莽保持政治稳定，但是一旦他想要篡汉自立这些老臣必然成为障碍。通过立古文经为官学，“（王莽）征天下通一艺教授十一人以上，及有逸《礼》、古《书》、《毛诗》、《周官》、《尔雅》、天文、图谶、钟律、月令、兵法、《史篇》文字，通知其意者，皆诣公车。网罗天下异能之士，至者前后千数。” 8这让那些被宦官外戚堵塞了的入仕之路重新开启，天下儒生又看到了大展宏图的希望。一大批儒生也就自觉的成为了王莽在朝廷中下层支持力量。这也是为什么在王莽独揽大权之前，总有一大批人为其摇旗呐喊，歌功颂德。等到后来王莽打破自己的承诺，篡汉自立并且以“托古改制”之名更换了一批辅政大臣时，也没出现太多的反对之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