心灵苦旅中对绝对自由的追逐
——再思庄子“逍遥游”产生的心理原因
《庄子》又被称作《南华经》。古往今来的文人墨客倘若在现实中屡受挫折,往往都会选择痛读庄子,幻想虚静无为,进而放浪形骸,生云外之志。几千年来,庄子给人们提供了在困顿的现世让心灵安顿的场所,
因终其书,“游”始终是庄子眼中的最高境界。
庄子名周,战国时期宋国蒙人,曾作过漆园吏。庄子一生生活困顿,然而他却宁愿“曳尾于涂中”,摒弃荣华富贵,权势名利,力图在乱世中保持独立的人格,追求逍遥无待的精神自由。《逍遥游》是《庄子》的开篇,在整个庄学思想中至关重要。一个人思想的形成必然受到诸多因素的影响,在诸多因素中,心理因素无疑是一个不能够被忽视的因素。本文立足于精神分析理论,深入思考庄子“逍遥游”产生的心理原因,得出庄子的这一思想完全是心灵苦旅中对绝对自由的追逐,是一种潜意识里的消极避世。
人的精神生活决定于他的目标。精神生活的所有现象都可以被认为是对未来某种情境的准备。在心灵这一精神器官中,除了发现一种趋向目标运动的力量,我们几乎不可能发现任何东西,因此个体心理学认为人的所有外在表现是指向同一个目标的,《逍遥游》的指向目标,或者说庄子的心理指向目标便是自由。
“逍遥”含有自由自在的意思,是对人生理上行动无碍和心理上自由从容的肯定,是对人性的一种高举,基本上符合《庄子》本文意思,可相互进行补充。 这里需要讨论的便是“自由”的问题。
“自由”意味着不受感性欲求的制约,是“不受制约者”,展示的是不同于感性世界的“另一个”世界。尽管人性是社会历史进化的产物,然而人性中也存在着一些机制与规则。庄子为什么苦苦追逐一种“精神无待”的自由,甚至提出“至人无己,神人无功,圣人无名”的思想呢?这里涉及到“动态适应”一词。埃里希.弗罗姆认为一个人屈服于某种遭遇,他在自我适应环境需要时,发生了某些内在变化,他对周遭环境很可能会产生一种强烈的敌意,但又必须压制它,表达出来甚至是清醒地认识它都是一件危险的事情。但是这种并未能表达出来的敌意却成了他性格结构里的一个动态因素,它可能造成一种新的焦虑,也有可能产生一种模糊的反抗,不一定针对个人,实际上针对整个生活。春秋战国时代,社会动荡,战争不断,统治者荒淫无度,民不聊生,阶级对立异常严重。在此种环境下,作为一个职位低下的掌管漆园的小吏,庄子并不愿意与统治者同流合污,他说“今处昏上乱相之间”,一生不仕。事实是他并不能与之对立,因而成了书面意义上的“屈服”。庄子深知自己的处境,在长期压抑对统治者及生活环境的复杂情感的状态下,庄子内心开始对周遭的一切产生了反抗,这种反抗的外在表现便是去追逐绝对的自由,完全不需要依赖,完全不会被束缚,然而这不过是庄子逃避现实的托辞。
埃里希.弗罗姆在《逃避的自由》一书中提到,个体化进程日益加剧的一方面为自我力量的增长,另一方面是孤独日益加深,人的存在与自由自始便是密不可分的。他强调这里的“自由”并非积极意义上的自由发展,而是消极意义上的“摆脱束缚,获得自由”,是一种试图在行为上摆脱本能决定的控制。由于分离与个体化进程产生了有着巨大差异的结果,人产生了无法忍受的孤立与无能为力感,进而导致了心理逃避机制的产生。
庄子在《逍遥游》中一直强调只有达到“无待”,即无所依赖的境界才能真正实现“逍遥游”,这是一种“无我”的价值观。他认为列子御风而行,虽然免于行,仍是“有所待”。人的社会生活先于其个人生活,在人类的文明史上,找不到一种不以社会生活为基础的生活方式,没有人曾经离开社会生活单独生存过。从自然的观点来看,人是一种低等生物自卑感和不安全感时常出现在他的意识之中,并时常激发他去发现一种更好的方法和手段以使自己适应自然。这一刺激迫使他寻求一个能将生活的不利状况排除掉或减到最小的环境[4]。心灵分为有意识的和无意识的,思想无法解决自我的问题,我们越是思考、研究、分析和讨论一个问题,这个问题就变得越复杂。由于现实社会灾难深重,庄子一直处于一种消极避世的生活状态中,除了一味追求“逍遥游”外,“鼓盆而歌”也是庄子消极避世的有力佐证。
从精神分析中,我们并不难看出,庄子身上具有一种非攻击性性格——隐遁。隐遁和离群索居会以多种多样的方式表现出来,而幻想是灵魂创造的另一种机能,幻想和想象的产物能够最清楚地表现出个体的独一无二。这样的个体会把自己想象得特别优秀,极高得评价自己的精神,进而满足自己的虚荣心。无论庄子有着什么样的思想,他都不能摆脱他是人这一个事实。作为人类,他必然具有人性的弱点,所谓名利的超脱,物我两忘的境界,很多时候不过是曾经无比渴求却无果的产物罢了。即便存在对此真的毫不在乎的例子,也是少之又少的。
庄子作为一个有才华有思想的人,生活在一个苦难深重的时代里无疑是苦痛的,长期的压抑使他终于形成了隐遁这一非攻击性性格。生命有不能承受之轻,也有不能承受之重,庄子一直追求逍遥无待的精神自由,致力于在精神上冲出渺小的个体,将短暂的生命融于宇宙万物之间,翱翔于“无何有之乡”。他所追求的“逍遥游”境界不过是心灵苦旅中对绝对自由的追逐,是一种消极避世的行为体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