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我国互联网早期工作发展的史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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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个世纪70年代，由于各种信息大量产生，亟待传输和处理，以便将有用信息应用到社会的各个方面，因而信息技术得到迅速发展，可以说世界进入了信息爆炸的信息时代。我是中国科学技术大学电子计算机专业毕业的，又在一个科技信息研究所工作，因而对于信息技术的发展格外感兴趣并进行了大量调查和研究工作。

就是在困难的条件下，我一个人加班加点地去调研和查找各国资料，甚至有时忙的连午饭都顾不上吃。晚上经常一个人在办公室翻译大量各种国外有关计算机信息检索方面的文献资料和期刊专利，了解国外计算机联网信息检索的发展路程及最新发展状况，从中进行对比。同时也跑遍了所有部委的情报所和情报室，包括749部队和中情所。对各单位计算机信息检索的状况进行了详细调研，发现当时有的单位刚刚处于购买大型计算机和国外磁带进行定题检索的批处理阶段，甚至还有的单位没有计算机检索，完全是手工检索。只有建筑部情报所在香港有一个电传机联机（现在称在线）检索终端，但是查到的信息还是分批邮寄到内地，还有后来石油部情报所是利用他们外事局的电传机来检索的。但这些都不是数据专线联网的计算机数据检索终端，都达不到专线所要求的时效性。像749部队那种购买国外磁带，再放到自己大型计算机上进行定题批处理信息检索，就更缺乏时效性了，也耗资巨大。因为买来的国外磁带信息至少在三个月以前的，这些信息资料都是老旧的，至少晚了半年以上，缺乏时效性。鉴于以上的调研和分析，我决定采用美国刚建立不久的国防部阿帕网（ARPANE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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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其联网进行信息检索，并向李所长做了汇报。其后李所长召开室以上干部及相关人员会议，讨论此事。我在会上阐明了调研的所有情况以及采用联网检索的必要性和可行性，但当时所有与会人员都表示反对。归纳起来的意见就是有风险，有泄密的可能性；搞计算机联网耗费巨大，技术难度大，不相信能搞成；甚至有人说我崇洋媚外，难道美国的月亮都比中国的圆吗？还说我不懂计算机信息检索技术，不是那么简单的事情，就没有一个人说支持的。正如后来所里同志说这件工作在我所就像18世纪蒸汽机车刚在英国出现时一样，大多数人都不理解，有的同事说：“你很不容易！”此次会后我对李所长说：“您看，没人支持这项工作，怎么办？还搞不搞？”他回答：“没人支持，就先试试再说。以后若搞成功了，就成立一个计算机室，由你当主任，甚至还许愿破格给予高级工程师职称。”后来真搞成了，这些都没兑现，反遭打击。当然我并不看重这些，我努力工作是父母的教诲和学校的培育结果，是我报效祖国和人民的心愿。为了让领导更多了解这项工作，我联系了749部队，让所有的所领导去参观749部队的计算机检索。在返回的路上，李所长说：“还是我们这种信息联网检索方式好。”

就这样经所领导同意，81年初我先后给美国洛克希德公司DIALOGUE分公司经理戴维斯写信，表示要和他们联网检索；接着又给美国ORBIT公司写信联系，还给欧洲宇航局的ESA-EARONET写信联系。最先表示愿意联机的是美国国防部洛克希德公司的戴维斯。81年初她回信说要到香港去讲课，让我到香港谈联网之事。因为当时香港还未回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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去香港手续非常复杂，要全部8个所领导签字同意，还要所有部领导同意，然后是国防科委领导签字同意，正好赶上五一放假，秘书说没有你这样的，放假都不让首长休息，我说时间紧迫不得已，这样才批下来。然后还要港澳办批，正赶上李后主任在开会，他秘书说你先回去等半个月吧。我说来不及了，5月15日就必须到港。他说以后可不能这样催首长了！就这样当时李主任就签字批下来了。然后我还要拿这些批件去英国大使馆办签证，这都是我一人在跑，好不容易跑下来。但外事局就不给我签证，后来我才知道是外事局唐局长觉得这个项目不错，他们外事局要搞，就直接用我的名义邀请戴维斯从香港到北京。若要花大钱邀请，何苦当初让我这样拼命跑，还得罪上级领导。 戴维斯到京后，当晚在民族宫饭店高档包间内举行了欢迎晚宴，桌上都在各位置前有自己的名字，除了戴维斯，有外事局长唐仲文、刘处长 、科研院副院长王运丰教授（王震邀请从西德回国的专家）、翻译胡星光和我。从此我认识了王运丰教授，此后他一直支持我的工作。 接着戴维斯在北方公司会议厅讲解了如何使用国际联机信息检索的方法。讲课结束回国前，她对我说：“具体在中国实现到美国的联网线路需要你去工作，我不知道怎样搞？”并对我讲：“我认为在中国能实现与美国联网的第一家就是你们研究所了。”当时我给我所起了对外名称是“北方科学技术信息研究所”，英文“North Institute for Science and Technology Information”,所有报导中都使用此名称，至今还在使用。

戴维斯回国后，我努力开展了联网线路和终端设备的工作。首先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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邮电部北京电信局积极联系数据专线之事，了解到现铺设一条专线价格昂贵。为了给所里省钱，经所领导同意我决定废弃一条电话线路，将之改为数据传输专用线路，然后通过地面卫星通信站，发送到美国TELNET和TEMNET网再进入美国国防部的阿帕网络，与美国防部洛克希德宇航公司的DIALOGUE计算机系统联机（现在统称在线）。 同时联网还需要一台计算机终端设备，当时要买一台台式计算机很昂贵，况且苹果机的速度也慢，我打听到外事局仓库中有一台废弃的德国西门子计算机终端机，当初外事局是向西门子订购一台电传打字机，但搞错了，买来的是一台计算机终端机，不能在我国电传网上使用，就一直报废丢在仓库中。我从小就受父母勤俭节约的教育，生活上一直艰苦朴素，在大学艰苦朴素展览上还展出了我学习和生活的用品。所以在科研工作中我也一直遵循节俭原则，能自己动手制作的绝不花钱外购。所以当我听到这一消息，立刻将此废弃的终端机取回，因是德国制式传输的机器，不太符合我国联网通信的要求，所以就将机器内的线路进行了改造。后来许多人误传说我们只是一个电传终端，请问电传机是穿孔纸带输入吗？是数字编码（阿斯卡编码）传输吗？而且是采用TCP/IP协议的包交换传输的，TCP/IP协议至今还在互联网上采用。

经过2年的不懈努力，终于在1981年12月16日第一次联通到美国洛克希德公司，并发出了电子邮件。接着又于1982年1月通过阿帕网联到ORBIT系统，后又与欧洲航天局的ESA系统联网。

王运丰教授得知此消息后非常高兴，不断派计算所有关人员到此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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端发邮件到德国。为此新华社内参、光明日报、经济日报、北京日报及北京科技报（第256期第3版）等都纷纷予以报道，当时报导主要内容是北方科技资讯研究所已建成了我国首个国际联机（在线）信息检索终端的消息，当然这些报道都经过所领导同意的，并写上的是在所领导直接领导下做成的，都没有我的名字，是所里的成果。

此后经申请批准了1000美元外汇用于联机检索业务，所有办外汇的事务也是我一人跑下来的。在82年这一年中我非常忙碌，要替各单位讲解和接待参观，同时还要替全国来查寻信息的单位检索各种课题，所领导只给派一个操机员。这一年我为各单位检索了400多课题，产生了巨大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可见各单位的表扬信和感谢信），主要原因是我们的联网终端采用数据专线，速度快，费用低，还有就是检索策略及采用的关键词和检索逻辑式恰当正确。这些可从我在全国计算机学会检索年会上发表的论文“论检索策略和检索效果间的关系”以及发表在国家级刊物“情报科学”上的论文“查全率和查准率之辩”中看出。

在这之中，王运丰副院长对我讲，你们研究所应该将这一高科技工具大力发展，搬到北京繁华的地段如西单路口，为全国服务，给国家做更大贡献。

我向所长汇报这一建议，所长不同意，说我们只为本系统服务为主。并下达文件限制外单位使用我所终端。

后来王运丰院长叫我协助计算所搞。就这样计算所派邱雷南同志来联系建立国际数据传输线路的事情，还是我到电信局帮助建立了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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传输线路，正是在此线路的基础上，85年才有了向德国发出的那封“飞越长城，走向世界”所说的第一封电子邮件，发邮件时王院长特别叫我到场协助，当时有措恩教授和两位德国年轻工程师在场。这期间利用我掌握的大量信息新技术知识及搞互联网的经验翻译并编写了书籍：“英汉信息新技术辞典”，此书85年10月由北京科学技术出版社出版发行，全国统一书号17274.035。该书是我国信息新技术方面最早的一本书，已收录到国家图书馆及各地研究单位和各大学的图书馆中，对我国信息技术的发展起到了推动作用，还有很多科技人员在引用，书中关于电子邮件就有500多字的解释。根据国际上关于电子邮件的定义，我在81年发给计算机系统的邮件就是电子邮件，因为它是电子机器对电子计算机的可存储且待后来阅读的邮件。我还应邮电部邀请编写了邮电部第七个五年计划的数据传输速度，带宽及数据交换方式等的实际要求。还写了不少论文分别发表在国家级的学术大会和学术刊物上，其中两篇分别获得学会优秀学术论文二等奖和三等奖，还有2篇收录到学会论文集中。

我还曾给赵紫阳总理写了一封“关于发展我国计算机国际联机信息检索系统的建议”的信，后来国家科委叫我去，我看到了赵总理的批示“郭于军同志的建议很好，请方强同志批示。”方强批示“同意！请国家科委邀请郭于军同志来参加国家联网的规划工作。”还有赵东宛“同意！”的批示，但当时国家科委接待我的是国家科委副主任邓楠同志，她没有让我参加国家数据传输互联网络的规划工作。

应有关单位的邀请，我还帮助建立了多个联网终端，并进行了讲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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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中有国家安全部，陈忠经部长还亲切接见了我。还有中国科技情报所，并帮湖北省委建了终端并在海军学院讲课，还在重庆四川省军工局建了联网终端等等。

后来国防部长张爱萍由国防科委邹家华主任陪同来我所视察此联网数据传输终端，在场接替我工作的人员都不了解此项创始的技术工作，都讲解不了。这时所党委书记叫我去机房讲解，但对我说；“只讲技术，其他都不许说”。

1985年部里决定将此联网终端申报国家级奖励，科技局周局长找我问；“为什么还不写申报表？”我说所里不支持申报，如果不把所长写为第一完成人绝对是不可以的。局长说：“实事求是！领导没有做具体研究工作的就不能写，如按你这种说法所有成果都要写上总理的名字。这项成果是部里决定申报的，你若不写就是你的不对。你申报了，谁阻挠就是谁的责任”。我只好回所写申报材料了，但所里就刁难，连鉴定人都要我自己去找。

我将申报材料交到科研处后一直没消息，后来我打听到所里将此项成果错报到国防口成果办了。于是我到国防成果办去问，国防成果办同志告诉我，报错地方了，这是军民两用成果，应报到国家科委成果办。我又把申报材料送到国家科委，当时国家科委成果局郭学武局长对我说：“别的部委申报的人员都说怎么郭于军他们部还没报来？就等你了。”郭局长又说现在还来得及，并在我的申报材料上打印上首届国家科技进步奖第760项（三等奖）的字样，但后来所领导撤回申报，不要这项成果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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还有一次部里开大会对此项成果进行表彰，我因为有论文被大会录取成为会议代表。午饭后接替李所长的段所长找到我说：“下午要对此项成果颁奖，是部级最高奖一等奖，由你去上台领奖。”

我本不想说这些事实，反正我已把所有的心血都贡献给国家了，我无怨无悔。我没有辜负父母的身教和言教，没有辜负各级学校对我的培养，所以本不想写这些情况。但是现在到处散布在网上的关于互联网早期工作的说法很多不是事实，许多同志都多次催促我把事实写出来，我只好写出以上这些事实。

由以上所述事实可看出，我国互联网的起步时间应该是1981年，而不是90年代。

北方科技信息研究所 郭于军 2016年10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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