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少保健品公司存在夸大疗效的情况,但往往是通过口头宣传或开会的形式,很少留下有效证据,这让监管部门遭遇执法难的尴尬,导致只有少数案情重大、影响恶劣的诈骗案才最终被司法机关查处。
7月,在辽宁沈阳健晖君悦酒店的一场保健品会议营销(下称会销)现场,一位“医疗专家”在一杯装有敌敌畏农药和大米的杯子里丢入一粒蜂胶,水一下变清了。“专家”称该蜂胶是一种“神药”,顿时吸引众多现场围观的老人抢购。
热烈的现场气氛、煽动性的语言、“神奇”的试验、“资深专家”的论断……种种元素交融在一起,合力推动着老人去购买昂贵的保健品。
但表象的背后,却隐藏着虚假宣传、甚至“谋财害命”的诈骗陷阱。
在湖南常德、长沙、怀化、邵阳等地闹市区,经常可见自称来自中医学院的“专家医疗团”坐诊,众多老人受“免费义诊”的蛊惑参与其中。这些老人经“专家”诊断后,大多花费数万元购买了“天价”保健品。
老人们在警方介入调查之后才知道遭遇了一场典型的保健品诈骗――公司层层设套,假扮医学院的“实习生”套取受害人信息,将信息告知实为农民的“专家、教授”,再借“专家、教授”之口夸大“病情”,最后利用受害人的恐惧心态,将“三无”产品推销为所谓的“神药”。 内容来自www.wkfxw.com
老年人正在成为保健品诈骗案中的主要受害群体。中国保健协会的调查数据显示,目前中国每年保健品的销售额约2000亿元,其中老年人消费占了50%以上。中国工程院院士钟南山曾指出,某些保健品“谋财害命”――对老人而言,既要了钱财,又可能贻误老人治病的时机。
“免费礼物”做饵
2016年4月的一天,家住湖南常德市鼎城区的杨军在小区散步,一名小伙子叫住他说:“大爷您好,我是湖南中医学院的实习生小孙,我们有一些免费的健康书籍,想了解一下您的情况,看您是否符合领取条件。”
听说可以领取免费书籍,72岁的杨军便和眼前这位热情的小孙聊起“家常”。过程中,杨军把患有关节炎、月均2000多元的退休金以及子女经常不在家的情况均告诉小孙。临走时,小孙送了一本养生类书籍给杨军,并表示过些日子医院会在附近举办“免费义诊”活动,届时会邀请杨军参加。“平时我主要是一个人在家,也很少有人和我聊天。”10月9日,杨军回忆说,“听说有免费活动我当然想参加。”
对于杨军这类老人,曾在保健品公司有过销售经验的宋哲说,这些“三有一无”的老年人属于目标客户――有钱、有病、有保健意识、无负担。
不少保健品公司利用老年人爱贪小便宜的特点,用大米、挂面、毛巾等“免费礼物”诱惑老人已成常态。除了通过发传单等“线下”方式寻找客户外,保健品公司的销售还会通过微信、电话等“线上”方式锁定目标人群。
曾在南京一家生物技术公司销售过氨糖的陈洁透露了她所知道的依靠电话推销保健品的“套路”――从有关渠道购买一份电话名单,然后按培训好的“话术”吸引老人,“阿姨您好啊,我是小陈,您以前在我们公司参加过派送活动还记得吧,现在我们又有活动了,为了反馈你们这些老客户对我们的支持,我们公司给您免费发放奖品,不要一分钱,领了就走……”――老人很难拒绝此类电话邀请。
通过“免费礼物”做诱饵,以此搜集老人信息,建立初步信任关系,成为一些保健品公司行骗的“连环计”开端。
“忽悠专场”洗脑
8月25日,北京六渡桥驿捷度假酒店,一场名为“中国梦健康梦――酶法多肽北京亲情支持会”的活动,如火如荼地进行。
“酶法多肽”在会上被“专家”称为“啥病都能治”。40多位受邀参加活动的老人对这种“能治百病”的“神药”慷慨解囊,以每盒6980元的价格购买了40多套“酶法多肽”。
“酶法多肽”是否能包治百病,不言自明,然而对此深信不疑、且为价格昂贵的保健品埋单的老人却不在少数。
“会销是最能让老人出大钱购买保健品的。”前述曾销售过保健品的陈洁参加过两次会销,她说,“老人们在会上通常少的买一两万元,多的一次买上十万元保健品。”
陈洁表示,参加会销的老人,往往都经历了一轮“洗脑”,无论是对产品还是对销售员都有了信任基础,加之老人喜欢盲从,现场很容易出现不理性消费。
有曾在保健品公司工作的知情人士透露,由于保健品销售市场巨大,国内有一批专门组团向老人高价兜售保健品的会销公司。“会上往往先讲国家政策,然后谈谈养老健康,接着把要推销的保健品吹成神药,如此反复老人一般都坚信不疑了。”该人士透露,会销一般在一个地方举办三天至五天的活动,视会议的销售情况调整时间,但一般不会超过五天。“业内基本上都是熟面孔,无非是今年卖胶囊,明年卖床垫,后年卖鱼油,基本上是什么流行就卖什么。”
2015年12月,国家食品药品监督管理总局发布《食品安全法实施条例(修订草案征求意见稿)》(下称《征求意见稿》),首次为会议营销的模式设立了专门的监管条款。
《征求意见稿》原本规定:不得以讲座、体检、科普宣传等形式,非法宣传和销售保健食品。这一条款实际上是对会销的取缔,但受到众多企业质疑。
在最终公布的《征求意见稿》中,该条款做了修改:“以电话、会议、讲座等形式销售食品的,应当依法取得食品经营许可。”这意味着,《征求意见稿》最终给予了会销这种行为以法规许可的地位。
在不少业内人士看来,《征求意见稿》在法规层面肯定了会销,但同时也切中会销过程中违法行为的痛点。一旦会销取得食品经营许可,就会进入执法部门监管的范围,每一个从事会销的企业就成为一个被依法监管的对象。 “专家义诊”行骗
8月11日,国家食品药品监督管理总局的官方微信“每日食药舆情”显示,一诈骗团伙在网上购买全国各省市服用过药品、保健品的老年人个人信息后,逐个分析,针对目标量身定制诈骗方案。
他们冒充中国中医科学院、药品管理局和北京同仁堂的工作人员,利用预先设计好的剧本,以医生、售后服务、税务人员、银行人员等不同身份对各地患者进行电话诈骗,谎称购买保健品可以申请国家补贴、报销部分费用,全国近500名老人被骗2000万元。
不少被骗的老人表示,他们经常能收到来自如“中国爱心助老福利基金会”、“中国骨关节健康工程组委会”等机构的传单,这些传单上几乎都印着“中国”、“中华”打头的机构名称,而且上面还印有带五角星的公章,所以他们才会轻信。而这些机构在民政部民间组织管理局主管的中国社会组织网上,查不到任何登记备案信息。
多位曾在保健品公司有过销售经验的人士在接受采访时均表示,所谓的“专家”,大多是公司花钱雇来的“托”,那些在讲台上慷慨激昂演讲的 “研究员”、“医学博士”、“诺贝尔奖获得者”,真实身份往往是公司经理、退休干部、无业游民。
在中科院心理所老年心理研究中心研究员韩布新看来,老年人频频中招保健品骗局,除去一些外在因素,老年人自身的心理与生理问题,也为不良厂商创造了可乘之机。
韩布新分析称,深陷骗局中的老年人,通常会有以下心理状态:过分追求健康长寿而失去理智,缺乏必要的健康知识,忽视了真正的健康来自理智的坚持而非外在资源;因身处空巢家庭、情感缺位,情感需求被骗子的情感牌俘虏,导致饥不择食、真假不分;认知老龄化导致判断力下降,听信广告、骗子的虚假宣传;容易固执己见,普遍认为有钱难买我乐意。
“九龙治水”效率低
北京工商系统执法人士认为,整治当前保健品市场乱象应在两个方面发力。一是,针对受众多的大型保健品骗局,从严从重处罚,具体可以从广告方面入手――2015年推出的新《广告法》被称为“史上最严”, 规定保健品广告不许含有功效、安全性等一些绝对性的保证,甚至还不能够涉及到疾病的预防,且不能包含有暗示性的必需用品;二是,街边常见的以免费测量血压等诱骗老人购买保健品的,由于数量庞大,靠执法部门一个个去查处不现实,解决办法是由社区定期给老年人宣讲健康知识。
当下,老人获得健康知识的渠道,除了广播、电视,就是以营销为目的的“专家”讲座、“健康”讲座。除此之外,正规的、针对老年人健康知识的教育少之又少。
国家卫生计生委主任李斌曾指出,推进“健康中国”的建设,将着力推进六大任务,其中之一就是要培育自主自律的健康行为,提高居民的健康素养。无疑,这就需要健康教育的大力普及。只有参与健康教育的人越来越多,才会有越来越多的公众拥有识别真假专家、真假药品的能力。
在大力宣讲健康教育之外,监管部门同样应该有更多作为。2016年2月,国家食品药品监督管理总局发布《保健食品注册与备案管理办法》,要求保健品名称不得使用虚假、夸大或绝对化,明示或暗示预防、治疗功能等词语,这被视为监管部门严控保健品虚假宣传的重要举措。
《保健食品注册与备案管理办法》出台后不久,国家食品药品监督管理总局发布《2016年食品药品监管总局重点抽检食品生产企业名单的通告》,单独列出“保健食品”,涵盖40家保健食品企业,保健茶领域龙头碧生源、哈药集团制药六厂等企业均榜上有名。
“监管部门对保健品行业的监管力度正在加大,这次抽检更是对保健品行业领头企业的集中体检,是加强事中、事后监管的体现。”中国人民大学商法研究所所长、国家食品药品监督管理总局法律顾问刘俊海接受采访时称。
在刘俊海看来,当前国内保健品市场存在事前审批严格,但事中和事后监督不足的状况。一方面,尽管法律明确禁止宣传保健品具有医疗功能,但将保健品包装成药品仍是商家欺诈的主要手段。究其原因,法律法规虽然严格,但过了严格审批程序的这道门槛,后期定期不定期的监管都没有跟上;另一方面,对于保健品市场的监管,食药监局、工商局和卫生部门都承担部分职责,“九龙治水”造成效率低下,并未形成监管合力。
刘俊海建言,要治理保健品市场乱象,需要相关监管部门做好监管衔接,建立综合执法机制。
“不要以为治理保健品市场乱象就是食药监局一个部门的事情,应该是食药监局为主,其他部门为辅,要协同共治。”刘俊海说,“具体而言,食药监局要从源头加强监管,堵住假劣保健品流向市场的出口;工商部门要严厉打击虚假宣传;卫生部门应严查冒牌‘名医’、‘专家’的非法诊疗行为。”
编辑/余弘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