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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型城镇化与两类区域产业转移:演化与交互作用机制
〔摘要〕我国城镇化已经跨越传统发展时期的均衡阶段,步入新型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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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要〕我国城镇化已经跨越传统发展时期的均衡阶段,步入新型城镇化发展新阶段。传统城镇化导致的种种问题成为新型城镇化发展的逆向驱动机制,因此新型城镇化是向更高层次均衡的演化阶段,本质是以人为核心,由此将带来新的“土地红利”的释放,成为促进经济发展的新动力。本文在产业转出区与转入区两区域产业转移模型基础上扩展进而提出的转出类型区和转入类型区两类区域产业转移模型,其发生机制相比较于“推―拉”机制,基于势差的产业转移发生机制更加全面地阐述了产业转移发生的内在机理,且表现出自由与动态特征,具有实用性。从二者的交互作用机制来看,新型城镇化对两类区域产业转移具有方向与结构上的导向作用,表现出同向发展和相互促进特点。伴随两类区域的产业转移,地区经济发展差距将改善,从而推动我国城镇化深入发展。

  〔关键词〕新型城镇化;传统城镇化;两类区域产业转移;以人为核心;土地红利;发生机制;演化视角
  〔中图分类号〕F0615;F0629〔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0-4769(2016)05-0071-08
  一、引言
  产业转移直观表现为产业在空间上的流动,产业转移过程伴随着诸多要素的跨区域流动,这对于推动区域产业结构升级、改善区域经济发展差距具有重要意义。我国产业转移的历史可以划分为两个阶段:一是由日本、韩国向中国内陆的国际产业转移阶段;二是由沿海地区向中西部地区的区域转移阶段。产业转移无疑推动了国内沿海地区的产业结构升级,也推动了中西部地区经济的快速发展。在此背景下,我国城镇化得到显著发展。2016年国务院最新发布的《关于深入推进新型城镇化建设的若干意见》认为,我国城镇化水平在2015年已达到561%。基于经济发展、城镇化、工业化水平逐步提高的前提条件,近年来我国进一步提出了新型城镇化发展理念:新型城镇化将是更加符合以人为本发展理念的城镇化。〔1〕但另一方面新型城镇化理念对产业发展也提出了进一步的要求:产业转移需要符合新型城镇化理念。因此研究新型城镇化与产业转移的交互作用机制对于认清区域产业与城镇化发展现状,推动产业合理转移与新型城镇化建设,促进经济发展质量的提升具有重要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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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文献回顾
  我国城镇化发展经历了从传统城镇化向新型城镇化的跨越。由于传统城市化在推动我国经济发展的同时也造成了盲目的土地扩张、人口暴增、环境破坏等一系列问题,严重地危及到我国的生存空间。〔2〕同时,半城镇化、耕地面积急剧减少、城镇无序发展等问题突出,成为制约城镇质量提升的重要因素。〔3〕随着近年来我国经济进入新常态,增长下行压力加大,进一步面临经济增长换挡调速、经济结构问题突出、资源环境压力增大、“中等收入陷阱”以及国际关系深度调整等国际国内问题。〔4〕在此背景下,有学者指出,我国城镇化需要坚持人口、资源与环境协调发展,从而促进城乡协调,推动产城融合,实现城镇包容性发展。〔5〕2012年,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提出“把生态文明理念和原则全面融入城镇化全过程,走集约、智能、绿色、低碳的新型城镇化道路”的理念,表明我国将改变以往外延扩张式的城镇化发展模式,走内涵增长式的新型城镇化道路。通过新型城镇化对消费、投资的推动作用带动人口集聚,变革生产和生活方式,优化资源配置效率,促进产业联动发展,从而形成经济增长的动力机制。〔6〕由此可见,新型城镇化的本质是以人为核心的城镇化,所力求的是将改革成果惠及人民,推动城乡可持续发展。〔7〕
  学者的研究也表明,新型城镇化与产业转移之间存在密切关系。邵宇等人将产业结构调整和产业重新布局作为新型城镇化发展的六大支撑要素之一,认为城镇发展离不开产业支撑。〔8〕但我国目前产业发展存在结构不合理、创新不足、布局失衡、产城分离、产业发展方式转变缓慢等一系列问题,严重降低了新型城镇化的发展质量。〔9〕从城镇化的实现形式来看,农村就地城镇化应是主要形式,但农村产业发展薄弱已成为就地城镇化的制约因素。〔10〕从新型城镇化本质及其与产业发展的关系来看,推动新型城镇化发展可以实现以人为核心的产城融合,避免在城镇发展过程中出现“城市病”〔11〕,但因为产业基础相对于城市空间规模不足、城市功能配套落后于城镇工业发展水平等矛盾,致使产城融合程度不高。〔12〕同时已有研究表明,产业转移对于推动产业布局和产业升级具有重要作用。依据是东部地区将不具备成本优势的产业转移到中西部地区,而中西部地区依据自身资源禀赋、地理区位、产业基础、产业承接能力选择合适的承接产业〔13〕,从而在推动地区产业横向布局合理化以及纵向结构高度化的过程中实现了产业升级。
  回顾学术界关于城镇化与产业转移之间关系的研究,我们发现尽管文献较多,但存在如下局限:第一,现有研究建立在传统城镇化视角上,注重经济发展数量而忽视实际经济发展效益;第二,现有研究仅综合考虑产业转移,未深入分析产业转移内部的发生机制,这对于从宏观和微观两个层面分析新型城镇化建设与产业转移发生机制具有局限性。本文将分析我国城镇化发展路径,研究推动我国新型城镇化发展的本质内涵与作用机制;将之前我们提出的两区域产业转移理论扩展至两类区域产业转移理论,进一步研究新型城镇化与两类区域产业转移的交互作用机制,以期为促进新型城镇化建设和推动产业合理转移提供参考价值。
  三、基于演化视角的中国城镇化发展机制
  1.我国传统城镇化发展描述
  (1)经济增长与城镇化发展的关系
  我国的城镇化进程始于1949年,但在1978年之前由于实行较为严格的户籍制度,城镇化发展十分缓慢。以城镇人口占全国总人口的比重作为城镇化率指标来看,1949年该比重仅为1064%,到1978年达到1792%,近30年的时间中城镇化率仅提升728个百分点,城镇化进程十分缓慢。改革开放以来,经济发展的政策环境日益趋好,户籍限制逐步放开,大量农村人口流向城市。图1给出了我国1978-2014年城镇化率与人均国民生产总值(除去价格因素)的演变趋势。可以看出,1978-2014年,我国人均国民生产总值从38175元增加到235652元,年平均增长率为517%;而城镇化率则从1792%增加到5477%,年平均增长率为315%。可以判断,城镇化与经济增长具有相同的发展趋势,但是经济增长较城镇化具有更明显的阶段性特征。根据我国人均国民生产总值发展的阶段性差异,本文将其划分为加速发展阶段(1978-1993年)、减速发展阶段(1994-2002年)以及平稳发展阶段(2003-2014年)。   在经济加速发展阶段,我国人均实际国民生产总值由38175元增长至92379元,城镇化率则由1792%增加到2799%,平均每年增加067个百分点。这一阶段,城镇化发展速率为302%,小于607%的经济增长速率,城镇化发展对经济增长带来显著促进作用。而在经济的减速发展阶段,1994-2002年我国人均实际国民生产总值与城镇化率年平均增长率分别为402%和293%,城镇化发展速度大于经济增长速度;且在这一段时间,我国城镇化以平均每年132个百分点的速度增长。这表明,在经济的减速发展阶段,城镇化快速发展并没有带来显著的经济增长。2003-2014年,我国人均国民生产总值保持平稳发展态势,年平均增长率为458%,低于加速发展阶段但高于减速发展阶段,而此时我国城镇人口比重则由4053%增长至5477%,年平均增长129个百分点。由此可见,我国城镇化发展速率低于经济增长速度,呈现较为良好的协调态势。
  (2)城镇化进程中的问题
  从城镇人口占全国总人口的比重来看,1978年以来我国城镇化取得了显著发展(图1)。城镇化成为推动过去近40年经济发展的重要驱动力。但是正如中共中央、国务院发布的《国家新型城镇化规划(2014-2020年)》中所指出的,我国城镇化发展表现出市民化进程滞后、“土地城镇化”快于人口城镇化、城镇空间分布与规模结构不合理以及“城市病”问题突出等一系列问题,显然这些问题的根源很大程度上在于这一时期的城镇化是以土地扩张为主体的城镇化,过度的土地财政成为推动地方政府积极扩张城市建设用地的直接因素,大量农业用地被转为非农业用地,形成了城镇化的扭曲效应〔14〕,尽管其扩张的建设用地主要用于建设居民区、产业园区以及开发区,然而在户籍制度限制下,进城农民无法真正融入城市,而失去农村土地代表其失去了根基,成为城市的边缘市民。这种注重经济发展数量提升,忽视人口市民化的做法加剧了城镇内部的二元化,导致产城分离,城镇化发展落后于工业化发展,以至于在实际发展过程中出现“伪城镇化”现象。〔15〕市民化发展滞后、土地扩张过快严重地影响了我国城镇化发展质量;与此同时还带来城市发展的区域不均衡问题,大量人口集中于若干城市以及城市群,形成规模庞大的特大城市,严重加大了特大城市的承载压力;中小城镇则因发展不足,功能不完善导致其未来发展条件越来越差、机会越来越小以及越来越边缘化的窘境。〔16〕综合起来,我国城镇化发展呈现内部“伪城镇化”与总体城镇化质量不高的双重困境,出现了一系列“城市病”,比如污染加重、安全事件频发、交通拥堵、管理效率不高等,严重制约了国民经济可持续发展,成为我国城镇化进程中的重要挑战。其危害在《国家新型城镇化规划(2014-2020年)》中已经得到全面阐述。
  2.基于演化视角的新型城镇化内涵与机制
  (1)我国城镇化发展的均衡与演化
  均衡分析与演化分析是经济学分析的两大传统,分别对应新古典经济理论与演化经济学理论。〔17〕其中,均衡分析表现的是某种经济现象达到一个点的均衡状态,此时各种效应最优;而演化分析则是向这个均衡点的演化过程,受到一系列制度、个体认知等因素的影响。城镇化发展理论中提出的均衡是指发挥城镇化对实际经济增长的促进效应,二者协调发展,在达到一定均衡之后再向更高层次的城镇化发展阶段演变。目前,我国城镇化进程被分为传统城镇化与新型城镇化两个阶段,对这两个阶段的划分如果仅以城镇人口占总人口的比重作为衡量指标将不能完全体现城镇化的实质含义。近年来,越来越多的文献通过建立指标体系对地区城镇化水平进行研究,所建立的指标体系包含人口、经济、社会、环境与基础设施等方面。〔18〕相比较于传统城镇化,新型城镇化的指标评价体系在城市生态可持续、城市经济发展方式转变、城市宜居性、城市服务设施均等化、城市文化软实力等方面更为重视〔19〕,因而新型城镇化的评价体系是更加注重城市发展质量的指标体系。
  改革开放以来,以土地扩张为核心的城镇化释放的“土地红利”成为促进我国经济增长的重要推动力。〔20〕这种土地红利带来了城市资本的增加,推动了工业化进程,从而推动了国民经济的持续增长,也即传统城镇化发展模式对经济增长的推动作用达到了某种均衡。但近年来,这种“土地红利”所带来的负面效应越来越突出,传统城镇化发展模式已表现出不能适应经济形势变化的问题。一方面我国进入中等收入阶段后,经济发展下行压力加大,经济结构亟须调整,外需无力内需不足,固守原有的城镇化发展模式无益于国民经济健康发展;另一方面传统的“土地红利”需要转变为新的“土地红利”,即将以往主要以增加城市建设资本的土地扩张方式转变为增加农民收益,并着重提高土地利用质量,充分释放土地红利。〔21〕这种新的“土地红利”要求城镇化发展注重质量提升,全面丰富城镇化的内涵,建立平等、幸福、健康、可持续发展的城镇。〔22〕传统的“土地红利”与新的“土地红利”构成当前我国城镇化发展过程中的“城镇化红利”。这意味着我国城镇化在传统的“土地红利”阶段已经达到均衡,正朝着新的“土地红利”阶段迈进,即我国城镇化发展已进入演化阶段,将呈现传统“土地红利”向新“土地红利”转变,城镇化对经济发展的作用将由注重数量提升向注重质量提升转变,土地城镇化将向人口城镇化转变的态势。从我国经济发展实际来看,这将是提升经济发展质量,转变经济发展方式,拉动内需,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的必然演变趋势。
  (2)新型城镇化的本质内涵与作用机制
  综上,我国城镇化发展状况以传统城镇化阶段的要求衡量已经大致达到均衡,正朝着新型城镇化阶段演化。在推进新型城镇化过程中,需要着力解决传统城镇化遗留下来的市民化进程滞后、土地城镇化快于人口城镇化、城镇空间分布与规模结构不合理以及“城市病”等一系列突出问题。相比较于传统城镇化,新型城镇化更加注重人与环境和谐,因为生态环境的良好发展是为了营造更好的人居环境;不仅如此,新型城镇化的另一个特点是更加注重小城镇发展,力图完善小城镇的基础设施与服务,在减少大城市人口承载压力的同时,提高居民生活的幸福指数。表1给出了新型城镇化与传统城镇化在人、环境、城镇发展、经济发展等方面的差异。   综合表1及前文关于我国城镇化的均衡与演化分析可知,新型城镇化可以分解为人口城镇化与就地城镇化,其中就地城镇化以人口城镇化为导向,本质仍然是以人为核心的城镇化。新型城镇化的作用机制如图2所示。
  其中,a表示通过进一步放开户籍限制推动农村市民融入城市;b表示改变以往土地红利模式,土地红利向农民倾斜;c表示注重保护城市环境,营造更为良好的生活环境;d表示通过发展小城镇分解大城市压力,同时缓解城市交通拥堵、生态环境破坏等问题;e表示控制大城市人口,重点发展小城镇,同时完善小城镇基础配套设施;f表示就地城镇化的本质目标仍然是实现人口城镇化。由此可见,我国新型城镇化是问题导向型城镇化。传统城镇化导致的市民化滞后、土地城镇化过快、城市病和城镇结构不合理等问题,形成了我国新型城镇化发展的逆向驱动机制,在这种逆向驱动机制作用下,新型城镇化针对性地提出了环境保护、推动小城镇配套措施完善、控制大城市人口、发展小城镇以实现城镇化的系列要求。
  四、两类区域产业转移发生机制
  1.两区域产业转移及其发生机制
  近年来,国内各地区的产业发展失衡现象越来越突出,产业发展表现出东中西部阶梯状差异。推动产业转移有利于实现区域均衡发展,促进产业转出区与转入区实现产业升级。〔23〕企业作为产业转移的微观主体,伴随着要素流动从一个地区迁往另外一个地区,追求经济效益最大化始终是决定企业迁移的最重要的动因。从供需理论来看,产业转移的发生需要产业转出地具备产业转出供给,而产业转移承接地则需要具备产业承接需求;对于产业转出区而言,当某种产业面临发展成熟、资源环境紧张、成本优势逐步减少等问题之时便构成了产业转移的供给〔24〕,而产业转移承接地则需要具备一定的市场规模及潜力、基础设施条件、产业配套能力、人力资本情况与经济发展水平,形成产业转移需求〔25〕;当然,即使存在产业供给与需求,产业转移也不一定会发生,因为区位特征、集聚效应与区域政策也对地区间的产业转移有着重要影响,其中区域集聚效应是形成产业粘性最为重要的因素。〔26〕
  从产业转移的发生机制来看,高云虹、张静等认为产业转移存在推拉力,并形成产业转移的内在动力机制。〔27〕张新芝等人则在此基础上运用物理学中的势差概念将产业转移视为转出地与转入区之间的势差,提出了两区域产业转移之间的发生机制〔28〕,相比较于“推―拉”机制,基于势差的产业转移发生机制更加全面地阐述了产业转移发生的内在机理。在两区域产业转移模型中,张新芝等人提出了产业转移的六个假设,运用综合评价方法从经济势差、产业势差、成本势差、交易成本势差、技术势差五个方面对两区域产业转移进行研究〔29〕,五种势差构成产业转移势差,当两区域间产业转移存在供需的条件下,一旦产业转移势差突破一定的阈值产业转移就会发生。由此可见,两区域之间存在产业转移供需时产业转移发生的基础由产业转移的五种势差共同决定。所以,产业转移势差是产业转移的动力条件,产业转移势差达到产业转移阈值是产业转移发生的必备条件。
  2.扩展产业转移模型:两类区域产业转移发生机制
  两区域产业转移模型分析了产业转移的发生机制,在运用两区域产业转移模型进行分析前需要分别确定一个产业转出区和产业转入区。本文通过建立评价产业转移势差的指标体系对其间的产业转移发生机制进行了研究,发现两区域产业转移模型存在两个局限:其一,选择产业转移区域存在主观性,通常需要主观确定两个区域进而才能研究其产业转移;其二,所研究产业之间存在局限性,往往以单个产业为研究对象,不能很好地概括产业转移发生机制的影响。基于这些局限,我们在之前提出的产业转移发生机制六个假设条件以及两区域产业转移模型基础上,进一步对产业转移模型进行扩展,将两区域产业转移模型扩展至两类区域产业转移模型〔30〕,换而言之,两类区域产业转移模型是建立在两区域产业转移模型基础之上的,研究其发生机制需要满足以下假设条件:
  假设一:自发达地区向欠发达地区转移;
  假设二:产业转移内部存在推拉力,且这些力量存在不同的作用指向;
  假设三:需要达到一定的临界状态才会发生,并采用产业转移发生势差指标表达和解释这种状态;
  假设四:势差分解为经济势差、产业势差、成本势差、交易成本势差、技术势差;
  假设五:产业转出地与转入地之间的产业转移发生势差阈值与产业转移对接是必要条件;
  假设六:产业转移的发生存在必要条件,即产业转移发生势差阈值和产业转移对接。
  在六个假设条件的基础上,假设两类区域产业转移模型中包含产业转移转出区与转入区,转出区与转入区各包含诸多地区,且每个地区都包含一系列产业。假设在产业转出区有m个地区,产业转入区有n个地区;产业转出区有k种产业转出,产业转入区则有对应的k种产业转入需求。对于转出区而言,每个地区产业转移势差可以表示为Fm={fm1,fm2,fm3,fm4,fm5},而产业转入区的产业转移势差则表示为Fn={fn1,fn2,fn3,fn4,fn5},其中f1,f2,f3,f4,f5分别代表经济势差、成本势差、交易成本势差、产业势差、技术势差,因而产业转出区与产业转入区之间的产业转移势差可以表示为Fm-Fn={fm1-fn1,fm2-fn2,fm3-fn3,fm4-fn4,fm5-fn5}。由此可以得出:
  (1)只有当Fm-Fn>θ时,产业转移才会发生,其中θ表示产业发生的势差阈值。这表明产业转出区较产业转入区不具备该产业的转移趋势;
  (2)fm1-fn1、fm2-fn2和fm3-fn3越大,表明该产业越有可能从产业转出区转移到转入区;
  (3)fm4-fn4与fm5-fn5为限制性指标。当该类指标差值明显低于全国平均水平或呈负数时,表明该产业转移发生将会受到限制,难以达到相应的产业和技术基础,存在障碍。因此在数据处理时,当出现假定的限制条件时,可直接判定该指标的势差值为0;但当势差差值不在限制条件以内时,该类指标越大,表明该产业从转出区转移到转入区的可能性越大;   (4)在产业转出与转入区域内不同地区根据其产业转移势差大小自由进行产业转移,以达到自身经济效益最大化;
  (5)伴随着经济发展,区域间的产业势差会发生变化,在此基础上,产业可能会重新由一个地区转移到另外一个地区。
  两类区域产业转移模型是对两区域产业转移模型的继承与发展,继承的是产业转移发生机制,同时对产业转移的适用环境进行了扩展,更加符合产业转移实际;(2)两类区域产业转移模型是更一般性的产业转移模型,刻画了宏观范围内产业转移的内在机理与发生机制;(3)两类区域产业转移模型对产业转移的分析更加实用,相对于两区域产业转移模型而言更加突出产业转移内部复杂的过程以及产业的自由转移。产业转移势差是产业转移发生的重要推动力,在两类区域产业转移模型中,产业转移不仅受到产业转移势差总体差异的影响,也受到产业转移势差内部分势差的影响。因而,在两类区域产业转移模型下,产业转出区需要综合考虑转入区内不同地区的产业转移势差,根据产业转移势差选择合理的产业承接地;而产业承接地则需要根据自身实际情况选择合适的产业进行承接。
  五、新型城镇化视角下两类区域
  产业转移的交互作用机制新型城镇化与两类区域产业转移具有交互的促进机制。新型城镇化为两类区域产业转移提供区位导向和结构导向,这对于产业转移的有序进行具有重要作用;而两类区域产业转移则可以进一步提升中小城镇的经济发展实力,推动中小城镇的产业结构优化,提升我国城镇化发展质量。
  1.新型城镇化对两类区域产业转移的区位导向
  传统城镇化主要是大城市与省会城市的城镇化,由此导致我国区域城镇发展十分不均衡。一方面,东部地区是我国城镇化发展水平最高的地区,中西部地区的城镇化发展则远远落后于东部地区;另一方面,中西部地区如武汉、成都等省会城市的城镇化率却远高于其他中小城镇,首位度持续上升〔31〕,面临巨大的人口承载压力。新型城镇化力图缓解特大城市的压力,将人口牵引至中小城市。新型城镇化的总体方向是由东部沿海及中西部特大城市向中西部中小城市发展、由大城市向中小城镇发展;而产业转移则是产业从发达地区转移到欠发达地区。我国产业发展经验表明,东部沿海地区是主要的产业转出类型区,而中西部地区则是主要的产业承接类型区,因而我国产业转移的宏观方向是从东部地区转移到中西部地区;微观方向则是产业从城市转向具有比较优势的城镇,从而形成产业转移的宏观和微观两种取向。从我国新型城镇化和产业转移的总体方向来看,两者表现出一致性特征。在此基础上,新型城镇化发展将对产业转移产生导向作用,这种导向作用一方面表现为推动新型城镇化建设需要完善中西部地区的中小城镇基础设施和配套措施,形成产业承接区的产业发展基础和对产业转移的吸引力;另一方面,大城市和特大城市为了分散城市压力,腾出产业升级空间,亟须通过新型城镇化分流城市人口、产业等压力,形成产业转移的推动力。
  2.新型城镇化对两类区域产业转移的结构导向
  (1)推动城市群空间结构更为优化
  发展城市群是我国提升区域经济发展实力、推动区域联动的重要举措,目前我国已经形成京津塘、环渤海、长三角、珠三角等特大城市群。每个城市群都由少数中心城市加上若干中小城市组成,每个城市都有不同的功能。在新型城镇化要求下,分化城市群中心城市职能,重点突出中小城市功能对于推动区域发展具有重要意义。为此,产业转移将改变以往“一城通吃”局面,根据卫星城市不同的职能将所承接的产业转移到相关中小城市,形成区域协同发展格局,这对于优化城市群空间结构、推动我国城镇化由土地城镇化向人口城镇化转变、促进中小城镇发展和人口市民化进程、实现就地城镇化具有重要意义。
  (2)基于资源禀赋的产业转移
  地区资源禀赋是承接产业转移的基础条件,从产业转移发生机制来看,拥有良好的资源禀赋条件将在成本势差方面具有优势,从而成为促进产业转移的重要动力。两类区域产业转移模型与两区域产业转移模型的区别在于,前者在分析产业转移方向上更为自由,当产业转出区与转入区两个地区的产业转移势差达到一定阈值时,可能会发生产业转移,而地区资源禀赋优势能够推动产业转移更加自由地发生。一方面,在城市群视角下,地区资源禀赋优势成为划分城市格局的重要依据,从而成为推动产业转移的优势条件;另一方面,具备资源禀赋优势的地区更能吸引产业转移,从而对地区产业结构发生影响。
  (3)新型城镇化的环境导向对产业转移的影响
  相比较于传统城镇化,新型城镇化更加注重提高居民生活的幸福感,营造良好的宜居环境。过去近40年的发展经验表明,传统城镇化更多表现为“土地城镇化”,一方面是建设用地扩张导致城市面积扩大,经济总量上升;另一方面也引起城市绿化降低、耕地侵占等一系列环境问题,在推动经济总量增加方面发挥重要作用的同时也带来了城市污染、交通堵塞等一系列问题。两类区域产业转移显示的是产业在转出类型区与转入类型区之间进行的转移,导向是追求利益最大化;而新型城镇化对产业转移是设定了限制条件的,在新型城镇化的导向下,区域产业转移将避开高污染、高能耗产业,注重经济发展质量的提升。
  3.两类区域产业转移对新型城镇化的驱动作用
  区域产业转移的发生机制是产业转移势差达到一定的阈值,转移的本质是以追求最大化利益为导向,但是,我国近年来的产业转移更多地表现为政策导向,东部沿海产业主要转移至中西部重要城市,导致地区间经济发展表现出严重的不均衡。两类区域产业转移模型刻画的是产业在转出类型区与转入类型区之间的流转状况,相对于两区域产业转移模型而言,两类区域产业转移模型更为复杂,表现出动态性的特征。不仅如此,在多个产业转出和产业转入类型区中,两类区域产业转移模型还表现出自由的特性。产业转移是否发生,由两地之间的产业转移势差决定;依托产业转移势差而发生的产业转移在一定程度上克服了产业主要转移至中西部重要城市的局限,改变了以往产业转移“一城通吃”的局面,促进了中小城镇发展和新型城镇化进程。在产业转移促进中小城镇发展的同时也改善了地区产业发展结构,提升了地区经济发展实力,从而起到了推动产业朝集群化趋势发展的作用。综合来看,两类区域产业转移对新型城镇化的驱动作用表现在两个方面:其一,更多地依据区域产业发展势差,即依据区域产业发展的比较优势实现产业转移,有利于推动区域均衡化发展,从而推动区域新型城镇化进程;其二,转移产业能够改善地区经济发展状况,优化地区经济发展结构,形成新型城镇化发展的必要条件。   六、研究结论
  在我国经济发展下行压力加大、经济增速换挡、产业升级需求迫切、外需无力内需不足的背景下推进新型城镇化建设,对于促进内需、推动经济发展,从而避免落入“中等收入陷阱”具有重要意义。我国区域发展差异巨大,推动产业转移对促进区域经济发展均衡化意义重大。为此,本文首先从演化视角分析了我国新型城镇化的内涵与作用机制,接着将两区域产业转移模型扩展至两类区域产业转移模型,再综合分析新型城镇化与两类区域产业转移模型的交互作用机制。其研究得到如下结论:
  1.以人为核心的城镇化是新型城镇化的本质内涵。我国城镇化发展已经突破传统城镇化的均衡阶段,处于新型城镇化的演化阶段;新型城镇化由人口城镇化与就地城镇化两个部分组成,其中就地城镇化的本质也是推动人口城镇化,因而新型城镇化实质是以人为核心的城镇化。相对于传统城镇化,新型城镇化更加注重经济发展质量提升。在经济新常态背景下,这对于推动我国经济可持续发展具有重要意义。
  2.两类区域产业转移模型是对两区域产业转移模型的扩展,但较后者更具有实用性与动态性特征。从发生机制来看,转出类型区与转入类型区两类区域产业转移模型与产业转出区与转入区两区域产业转移模型都是建立在产业转移势差基础之上的,经济势差、产业势差、成本势差、交易成本势差、技术势差等共同组成所谓产业转移势差,两者具有相同的发生机制;但两类区域产业转移模型破除了两区域产业转移模型关于产业转移区域与转移产业的局限,更能体现产业转移的内在规律。在两类区域产业转移发生机制的作用下,地区间产业转移是否发生主要依靠地区产业转移势差,即地区产业发展的比较优势,因此区域间产业转移更为自由;在地区产业转移势差不断变化的情况下,两类区域产业转移模型也表现出动态性特征。
  3.新型城镇化与两类区域产业转移模型具有交互作用机制。新型城镇化的一个重要内容为缓解大城市压力,发展中小城镇以推动农村人口市民化,减小大城市人口承载压力;两类区域产业转移也是由发达地区转向欠发达地区。在此基础上,新型城镇化与两类区域产业转移具有总体方向上的一致性,两者的发展方向都是由东部地区向中西部地区转移和由中西部省会等中心城市向中小城镇转移。新型城镇化还将对两类区域产业转移产生结构上的导向作用,重点突出中小城镇产业发展,推动中小城镇产业结构升级。两类区域产业转移模型则依据地区产业发展的比较优势原理推动产业更多地转移到中小城镇,从而在推动区域发展均衡化方面具有重要意义;不仅如此,产业转移还将带动地区经济发展和产业结构升级,促进地区新型城镇化建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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