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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佳静 重现远古时代记忆
她和团队的研究,有效地呈现了古人确实是在史前酿酒的过程,成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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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她和团队的研究,有效地呈现了古人确实是在史前酿酒的过程,成为我国酒历史长河中珍贵而必要的探索

  德国著名考古学家西拉姆曾说:“考古学家的使命是要让干涸的清泉再次汩汩流淌,让被遗忘的事情再次被记起,让已故去的人复生,让环绕着我们的历史之河再次流动……”那些神秘的历史踪迹,那些难以琢磨的过去,那些曾经真实的存在正吸引着一批批有志于考古的青年人走近过去,走向未知的已知。在他们当中,王佳静就是其中的一位。
  中长发,健康的小麦肤色诉说着“考古人”的风吹日晒,笑起来眼睛弯弯的,T恤加牛仔,简单干练。这位1991年出生的杭州姑娘现在是斯坦福大学考古专业博士三年级在读学生。
  她说,自己很享受一群考古人在荒郊野外一起研究、同甘共苦的感觉。而考古最吸引她的莫过于可以更加深刻地了解当地的文化、触摸最真实的历史。
  风口浪尖 “啤酒”揭秘
  2016年5月下旬,关于王佳静的报道铺天盖地,在西安市米家崖遗址的最新发现,将她推到了风口浪尖。以王佳静为第一作者的学术论文――证明我国古人早在5000年前便享受到喝“啤酒”的乐趣――在《美国国家科学院学报》刊发。同时,也证明了我国同美索不达米亚平原发现的以“啤酒”作为饮品的时间相近。 copyright www.WKFXW.com
  王佳静解释道:“这里需要说明一点的是,我们发现的酒其实是谷芽酒,即以谷物发芽为原料酿造的酒,和现代中文意义上的‘啤酒’不可同日而语。”
  虽然论文中写的是“beer”(译:啤酒),但确实此beer非彼beer。
  根据《牛津词典》,现代工业体系下西方的“酒”分为wine(译:葡萄酒,从发酵的葡萄汁制成的酒精饮料)和beer,这当中的beer是指“从酵母发酵麦芽并加入啤酒花调味而制成的酒精饮料”。而早期的beer并不加啤酒花,质地也很浑浊,不使用现代超细过滤技术。因此,王佳静等人发现的“beer”,严格来说,确实为谷芽酒。
  此前,我国最早关于谷芽酒的文字记载源于商周时期的甲骨文,当时称之为“醴”。醴便是用谷芽酿造的,即所谓的“蘖法酿醴”。
  王佳静等人的研究分析,证实了5000年前,我国古人已经会酿制谷芽酒,而且主要成份可以确定为黍和大麦。之前,考古界普遍认为大麦是由西亚新月地带大约10000年前驯化而成的品种传入东方。而当时的证据推测,大麦传入中国大约是在4000年前。但王佳静等人此次研究将大麦传入中国的时间又向前推进了1000年,并说明大麦从西亚传入中国可能与制酒有关。
  提起这篇轰动世界的论文的“出身”,则要追溯到2012年一份来自陕西省考古研究院的发掘报告。
  当时王佳静的导师刘莉发现,米家崖的两个窖穴坑里面都有漏斗和灶。在新石器时代的遗址遗存中,漏斗并不常见,而这种器物在民族学研究中有记载和酿酒有关。王佳静说:“当然之前也有专家(李仰松、包启安)提出过仰韶时期的陶漏斗是用于酿造谷芽酒的,但缺乏科学证据的支持。根据这些信息,我们建立了假设,认为这两个坑可能曾经用于酿酒,就带着这个假设去西安采样。”
  米家崖遗址由陕西考古研究院在2004至2006年期间发掘。2015年的夏天,在考古院的支持下,王佳静团队顺利获得了两个窖穴坑中器物的残留物标本。“我们当时联系了副所长孙周勇,他很周到地为我们提供帮助。邢福来是米家崖遗址的发掘领队,他提供了发掘材料与信息,以及一些高质量的器物照片。”
  从设立假设到获取一手资料再到用科学手段去验证,对王佳静来说,最大的挑战莫过于寻求各方面专家合作。就在前期准备都非常顺利时,对残留物中植硅体的鉴定成为一大难题,出现在王佳静团队面前。
  不过,似乎命运都在眷顾这位“90后”的中国姑娘。正当王佳静发愁时,她获悉杨百翰大学教授Terry Ball正好在建立关于鉴定麦类植硅体的模型,正在寻找适合的考古材料得以应用,而王佳静团队刚好有适合的植硅体。王佳静充满感激地说:“如果没有大麦植硅体方面的鉴定以及草酸的化学检验,这篇论文的论据就不足够充分。”
  王佳静团队的研究为追溯古人酿酒饮酒提供了一种新的科学方法――之前关于史前酿酒的讨论颇多,但大多数假设都是建立在器物形制一类的间接证据上。然而,王佳静团队对陶器残留物的研究,综合了淀粉粒、植硅体和化学分析的手段,有效地呈现了古人确实是在史前酿酒的过程,成为我国酒历史长河中珍贵而必要的探索。
  随心而至 寻踪掠影
  早在王佳静出国读书前,便对历史深深着迷。随后,怀着“想到外面去看看”的念头,她开始有条不紊地规划出国求学。
  2009年,凭借出色的英文能力和应试条件,王佳静收到了Smith College的录取通知书。随着内心的想法,她选择了人类学专业。
  在国外教育环境中,她像一条自由欢快的鱼,畅游在自己感兴趣的课堂海洋。用她自己的话说,那便是“觉得什么课有意思,就上什么课”。就读本科期间,王佳静还修读了艺术史学位,她把学习艺术史作为一种兴趣和调剂,“这样我可以更有乐趣地去参观各地的博物馆!”
  考古学是人类学系的分支,敢于尝试的王佳静毫不犹豫地选择了一门“考古学入门”的课程。“这门课非常有意思,因为考古是一个多学科结合的科目,既有人文社科也应用科学方法。我上了这门课后差不多就决定要做考古了!”
  倘若一个地层、一个灰坑、一个墓葬等文字的流淌、老师的讲解点燃了王佳静对于考古的热情,那么当她亲自探寻一个地方的历史痕迹,又会碰撞出怎样的火花呢?带着对考古的追求和向往,王佳静在大二的暑假报名成为以色列大卫城考古发掘的志愿者。
  到了大卫城之后,王佳静被分配负责清洗陶片、挖土等工作。每天从早上6点一直干到下午3点,王佳静都要与泥土、灰尘“打交道”,但她兴致勃勃,干得有滋有味。也正是这次实际的考古发掘,更加坚定了她要成为考古学家的想法。“以考古的角度了解当地的文化历史,要比旅行者的感受更为深刻。”
  考古这项工作乍听起来很酷,但也许并不是每个人都可以承受的,更不要论以之为事业。王佳静还记得2013年一次在甘肃岷县发掘时,刚好遇到当地发生地震。幸运的是,当时王佳静和团队住的村庄,受影响较小,“我们当时在院子里的帐篷住了好几天,但是我很享受。”尽管条件艰苦,但王佳静都一笑而过,也早已有了“觉悟”:考古可不是一个追求利益的行业,首先需要对考古的热爱,其次不能有很高的物质追求。
  确定了走考古这条路之后,王佳静把研究目光投向新石器时代,依靠残留物和微痕分析的方法来探寻过去。“那段时期还没有文字,所以基本研究的时候不需要考虑文字记载,而是把重心放在物质文化的研究上。残留物和微痕分析是科学和人文的结合,而且是一个比较新的领域。我觉得以科学的手段来探索历史比较实在,且比较容易有一些有趣的发现。”她希望不久的将来,自己可以成为一名出色的考古学家,促进中国和世界其他地区在考古学术上的交流。
  责任编辑 陈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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