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来，希腊债务危机经过长达六年的发酵，再次被推向高潮，成为全球关注的焦点。希腊是欧洲经济联盟与欧元区的成员国，背靠着世界最强大的经济体，一个具有高度文明、人口只有一千多万的发达国家，其债务危机为什么变成如此旷日持久又似乎难以解开的死结？表面上来看， “欠债还钱”是一件天经地义的事，而希腊债务危机久拖无果似乎在有些人眼里是一种耍无赖的行为；但实际上，危机背后隐藏着希腊与欧盟各种错综复杂、难以调和的政治、经济与文化的矛盾。

　　一、此次债务危机可谓是“一波三折”
　　首先，我们对此次希腊债务危机作一简单梳理。今天年初，作为希腊政坛上一匹黑马的“激进左翼联盟”（SYRIZA）上台执政，对新上任政府来说，他所面临的最棘手的问题是如何解决庞大的国际债务。迄今为止，希腊政府欠债达3200亿欧元，相当于GDP的170%，其中，欠国外的债共约2675亿欧元，包括欠德国682亿，法国438亿，意大利384亿，西班牙250亿，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214亿，欧洲中央银行181亿，荷兰134亿，美国113亿，英国108亿等。欠IMF的债，其中15亿欧元（17亿美元）应在6月30日偿还，而政府又无力如期偿还，面临着违约风险。
　　如何解决庞大债务问题，代表国际债主的“三驾马车”， 即欧盟、欧洲央行和IMF一直坚持以紧缩支出为主基调的债务重组方案；另一方是天怨人怒又有强大民意基础的债务方，谈判中讨价还价、明争暗斗、斗智斗勇甚至激烈冲撞就可想而知了。6月26日，也就在希腊第三轮救助协议以及归还国际货币基金组织16亿欧元债务的期限正式到期的前四天，经济学家出身的希腊财长瓦鲁法基斯拒绝了国际债权人的新的一轮救助方案，并在当日晚中途退出欧元区财长会议，谈判破裂，从此，掀起了此次“一波三折” 希腊债务危机的浪潮。 内容来自www.wkfxw.com
　　面对希腊的“任性”，欧元区18国财长在紧急会议上态度强硬，拒绝延长到期的希腊债务救助协议期限。而希腊总理齐普拉斯则祭出“公投”的大旗，宣布在7月5日进行希腊全民公决，与此同期，希腊银行遭遇到挤兑狂潮，6月18日当周，储户从银行提出了30亿欧元存款，6月22日当周平均每天有5亿欧元的存款外逃。希腊政府则从6月29日起强制对资本实行管控，银行停止对外营业，如今希腊人每张银行卡每天在自动取款机的取款上限是60欧元。
　　接下来就是违约与全民公投的大戏上演。6月30日，希腊未能在最后期限到达之前偿还所欠IMF的16亿欧元贷款，成为历史上第一个未能按时向IMF偿还债务的发达国家。7月5日的全民公投如期举行， 如政府所愿， 希腊人以61.3%的多数否决了债权人协议草案。公投结果揭晓后，希腊总理齐普拉斯就立马发表讲话，称希腊人民“做出了非常勇敢的选择”，同时称政府准备立即恢复与债权人的协商，寻求解决债务危机的新的可行方案。欧盟和欧洲国家的领导人对公投结果虽感意外和失望，但还是用外交辞令表明立场，称“尊重”希腊人民的选择。
　　经过双方颠峰对决后，为了一个强大的欧洲梦，希腊与国际债权方都作出了最大限度的让步与努力，尤其是齐普拉斯政府。7月11日，希腊国会通过政府提出了为赢得救助的改革方案。该方案包括：提高船运公司的税率；统一收取23%的标准增值税，包括酒店和餐馆的增值税；在2019年前逐渐取消为贫困养老金领取者专门提供的“团结补贴”；到2016年削减国防开支3亿欧元；推行港口的国有资产私有化，并把希腊电讯巨头OTEx剩余国有股份转移到私有化机构；取消给富裕岛屿的30%增值税减免。7月12日，欧盟召开了“三重峰会”为希腊的命运寻找出路，包括欧元区19国财长的继续磋商、19个欧元区国家领导人的会议和所有28个欧盟国家领导人的峰会，峰会结果是，欧元区原则上同意了一个三年期以上的860亿欧元救助方案；7月23日，希腊议会也通过了债权人要求的最后一批改革措施的方案，至此，希腊政府为重启了与债权方关于第三轮债务纾困方案的谈判扫清了障碍。
　　难以置信的是，全民公决否定了一个以通缩为主的纾困方案，却找回来一个以更为严苛的以改革为基础的新纾困协议。尽管执政党内部对新纾困方案出现分歧、民众抗议之声不绝于耳、德国为首的一些强硬派仍持希腊临时“退欧”作为解困立场，但债务双方新的共识业已形成，这标志着持续6个多月的对峙局面出现了新的转机。
　　二、希腊深陷债务危机泥潭的一个简要历程
　　希腊这个地处巴尔干半岛的小国，无论从政治还是经济上来看，在欧洲的位置都是处于很边缘的状态。上世纪九十年代到本世纪初，欧洲地区经济一体化发展得突飞猛进，一路凯歌高奏，对于西方文明发源地的希腊，搭乘这趟飞奔的烈车是理所当然的。1991年12月中旬，欧洲共同体成员国签署了《马斯特里赫特条约》，其中的《欧洲经济与货币联盟条约》规定，加入欧元区的国家必须符合两项关键标准，即政府预算赤字不能超过国内生产总值的3%，以及须将国债/GDP的占比保持在60%以下。这两条清楚表明加入国不能有主权债务的拖累，同时也预示着一旦政府不能有效约束政府预算赤字的规模，就会出现债务危机。
　　当时的希腊尽管没有达到入门标准，但希腊还是在2001年成功“混入” 了欧元区。为什么会出现这种情况？这与欧元的性质是有关的，欧元是一项政治的产物，也可以说德法等国意志的产物，因而在决定应该接纳那一国时，规则总是可以为政治目标服务的。另一方面，希腊政府瞒天过海隐瞒了经济数据，由于希腊急于加入欧元区，不得以求助美国投资银行高盛公司做假账，高盛为希腊设计出一套“货币掉期交易”方式，为希腊政府掩饰了一笔高达10亿欧元的公共债务，使国家预算赤字从账面上看仅为GDP的1.9%，这样希腊在账面上符合了欧元区成员国的标准，希腊政府则为此支付给高盛集团昂贵的3亿美元的佣金。
　　2004年希腊新政府上台后决定“清点财政家底”，随之假账问题浮出水面。数据显示2004年希腊财政赤字与GDP之比高达6.1%，而不是前任政府所说的1.9%。这在当时引起欧元区的国家， 特别是法、德等国感到十分震惊与担忧。2009年10月初，希腊政府更迭，新官上任的总理帕潘德里欧却赫然发现前任给自己留下了巨大财政赤字，无奈之下不得不对外宣布，2009年政府财政赤字和公共债务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例预计将分别达到12.7%和113%，这一组数据远超欧盟《稳定与增长公约》规定的3%和60%的上限，而且截止2009年年底，希腊债务为2800亿欧元，希腊债务危机由此拉开大幕。 　　由于希腊巨额债务数据浮出水面， 再加上2008年美国爆发的金融海啸席卷全球，欧洲经济陷入衰退，希腊政府财政赤字进一步恶化也在情理之中。2009年12月16日，国际评级机构标准普尔宣布，将希腊的长期主权信贷评级下调一档，从“A-”降为“BBB+”；随后全球三大评级公司下调希腊主权信用评级，导致国际金融市场剧烈振动，欧元兑美元大幅下跌，希腊政府债券价格下降，10年期债券收益率一路走高。此时的希腊到了真正危机时刻，原本可在金融市场以低成本筹集资金的政府，现在只得向欧盟与IMF伸手借钱了。与此同时，欧盟其它国家也开始暴露出主权债务危机，比如说，被媒体所称的“笨猪五国”中的四国，葡萄牙、意大利、爱尔兰与西班牙都不同程度出现预算高企，债务危机四伏。希腊已非危机主角，整个欧盟都受到债务危机困扰。
　　2010年4月23日，希腊正式向欧盟与IMF申请援助。作为援助的条件，欧盟（EU）以及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坚持让希腊着手进行财政紧缩计划，其中包括大幅削减财政支出，增加税收，劳动力市场以及养老保险的改革。2010年5月10日，欧盟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提供给希腊1100亿欧元（1400亿美元）的紧急救助贷款以帮助政府偿还债务。由于希腊难以达成预定减少赤字目标，其债务违约风险大增，退出欧元区的概率也在增大，因为如果希腊退出欧元区，3000多亿欧元政府债券中的绝大部分就可能不了了之。为防止希腊做出极端决定，2012年3月12日，欧元区财长会议正式批准1300亿欧元的希腊第二轮救助方案。希腊得到两轮债务救助，在国际债权人的监督下，从2013至2014年，希腊开支紧缩和改革政策使财政状况有所改善，但希腊人在痛苦中忍耐，民众的愤怒也在不断积累，债务危机也没有得到根本好转。这种困境改变了多年来希腊政治局面，“极左”政党在今年年初大选一举上台执政。
　　三、为什么希腊长期深陷债务危机而无法自拨？
　　（一） 经济严重衰退是希腊长期无法走出债务危机的根本原因
　　俗话说，“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希腊长期深陷债务危机，首先与其薄弱的经济基础有关，希腊除了旅游业和航运业外，几乎没有支撑工业发展的任何产业，政府财政一直维持较高的赤字。
　　2001年“混入”欧元区，加上2004年雅典奥运会的举办，这些利好的因素才促进了希腊经济出现快速发展。有资料显示，从2001年至2007年，希腊GDP平均增长率为4.11%，其中2003年增长率高达5.9%，2006年增长率也有5.5%。这样骄人的数据要优于同期欧元区平均增长水平。但2008年美国爆发的金融危机席卷全球后，紧接着希腊2009年底又爆发了政府债务危机，使希腊一下回到经济大衰退的梦魇。在经历了长达六年经济衰退后，希腊政府又欠了一身债，2014年虽然经济开始微弱增长，可到了今年，希腊经济又陷入到债务危机中不能自拔。希腊经济衰退程度堪比美国上世纪三十年代经济大萧条，六年来，希腊真实GDP下降了四分之一，失业率高达28%，青年人的失业率则逾50%。期间三换政府，民众上街抗议示威时有发生，政治社会剧烈动荡，为“二战”结束以来发达国家所仅见。
　　（二） 高福利以及庞大的公共部门导致政府过度举债是希腊主权债务危机直接的原因
　　众所周知，与美国不一样，欧洲是典型的高福利的国家，福利模式又不尽相同，如希腊、西班牙、葡萄牙等南欧国家是“地中海模式”，它们在欧盟内部相对落后，税收水平也低，非常依赖家庭性的保障。这些国家更容易遭遇债务危机，尤其是希腊的社会福利不仅高昂且名目繁多，据希腊经济网站的数据，每年政府都要为公务员福利拨出数以十亿计的款项，公务员去世后，其未婚或者已婚的女儿都可以继续领取其父母的退休金；希腊的公务员每个月更是可以享受到5欧元到1300欧元之间的额外奖金，奖金的名目繁多。如此奢侈的社会保障制度，也难怪有专家预测，除非进行大刀阔斧的改革，否则希腊的社会保障制度必定会在15年之内崩溃。造成这种状况的原因是，希腊的不同政党为上台执政，不断地开出各种高福利支票来争取选民，造成了高福利的恶性循环。
　　（三） 加入单一货币与纾困方法使得希腊摆脱危机困难重重
　　一个国家一旦加入单一货币区，就意味着放弃独立制订货币政策权利。希腊在2001年加入欧元区后，就放弃了发行本国货币的权利，当经济遭遇严重经济衰退和债务危机时，政府是应当采取紧缩政策还是扩张性政策？经济学常识告诉我们：可以通过货币政策增加货币供给量，降低利率刺激投资，增加总需求，从而拉动GDP增长，走出经济衰退；也可以通过汇率政策实现外汇贬值，增加出口商品和服务贸易的竞争力，改善经常项目收支，进而改变政府赤字状态；还可以通过增发货币导致通货膨胀，使公众持有的货币购买力降低，这就等于间接征收了税收，从而改善财政赤字状况。当然，这样做法可看成政府变相增加债务，只是不需要偿还就等于增加了收入。希腊加入欧元区后，这些国际上摆脱债务的通用手段却被自废武功了，因此，缺少货币政策手段的希腊，面对经济大萧条无能为力，政府债务危机不断没有化解，反而进一步恶化。
　　四、希腊摆脱债务危机的前景不容乐观
　　希腊债务违约的历史传统使得其走出危机的泥潭异常艰难。从2009年债务危机爆发以来，希腊全国罢工与示威游行此起彼伏，国内民族主义情绪高涨，反欧、脱欧之声充斥大街小巷。一方面，没有欧元区国家的纾困，希腊势必破产，以致退出欧元区；另一方面，国民强烈抵止债权人的纾困条件，不愿意为了还债而牺牲眼前过多的生活福利。这种拖延违约的国民性是有历史文化传统的。有资料显示，历史上有记录的第一个国家债务违约的事例就出现在希腊。早在公元前4世纪，阿提卡海洋联盟的10个城邦未能偿还提洛神庙的借款。据美国金融机构美银美林的资料显示，在过去两个世纪中，希腊共发生了六起主权债务违约事件，在过去的192年中，希腊有90年在违约或者进行债务重组。这种历史传统消解走出债务危机的进取心，因而欠拖不决也就不足为奇。 　　虽然随着8月13日希腊与债权人新一轮贷款协议的达成标志着一场持续半年多的债务危机告一段落，但后续的一系列困难也不容忽视。
　　首先，希腊走出危机的根本途径是增强经济活力和竞争力，但要做到这一点谈何容易。对于希腊来说，除了占国民收入四分之一的旅游业以外，其它行业几乎乏善可陈。近几年来，希腊旅游收入大幅下降，其原因与该行业的性质相关。旅游业的景气与经济发展是正相关的。希腊旅游收入主要来源于欧盟内部，从2009年爆发债务危机以来，随着希腊“脱欧”、 尤其是“仇德” 情绪的高涨，再加上欧盟经济多年来的衰退与增长乏力，使本来向往希腊文明与充足阳光的一些人望而却步。另外，希腊也曾在港口、物流、造船业上不乏亮点，但随着福利的改善与劳动力价格的快速上升，这些严重依赖于人力的行业，逐渐失去竞争优势，贸易赤字也不断加剧。从某种程度上来说，希腊经济的衰退，本质上更类似于陷入了中等收入陷阱，即快速上涨的劳动力价格，导致与欧盟“边缘国家”的竞争优势下降，而创新、科技与劳动效率的停滞不前，又让其难以追赶德、法等欧盟“核心国家”。坦率地讲，今天欧盟的许多国家，尤其是南欧与中东欧的国家，都存在类似希腊的风险。没有希腊与欧盟整体经济向好，希腊要走出债务危机的前景令人堪忧。
　　其次，强有力的政治领导与坚定的改革方案的执行力，是希腊走出债务危机的必要途径。一般来说，欧洲政治通常是左、右派轮流执政的局面，希腊也大同小异。左派强调高税收、高福利，右派强调低税收、低福利。但这两个本都说得过去的选择，在民主的实践当中，却被选举的压力严重扭曲了。出现这种状况既有历史原因又有现实原因。从历史上来看，二战后因为希腊一直是军政府执政，直到70年代军政府垮台后，才重新回到民主制，建立了共和国。历届政府为了上台执政，不得不选择服务于亲近自已的利益集团的策略，却从未建立面向全体民众的税收与福利体制，时至今日，腐败与偷税漏税在希腊仍是普遍现象。从现实来看，我们在前文中提及过，当2008年经济衰退席卷全球时，各国都采取了凯恩斯主义刺激经济的手段，而面对债务危机的希腊却无法运用积极的财政政策和宽松的货币政策来振兴经济，反而要增加税收收入和减少政府开支应对债务危机。当这些历史与现实的因素放在执行国际债权人纾困方案的背景下时，希腊政府的所有改革措施就带有某种悲情色彩。于是乎，民族主义情绪高涨，大规模街头抗议频发，“脱欧” 呼声盛嚣尘上，面对社会动荡，政府改革措施的执行力减弱，政党机会主义行为加重，致使希腊走出债务危机的步履十分艰难。
　　第三，欧盟与欧元区变革与完善是希腊最终解决债务危机必备的外部因素。本质上来说，欧洲一体化是一个政治项目，是欧洲社会为了寻找和平避免战争的伟大壮举，但在实践中诞生的欧盟与欧元区，无论是体制还是实际运行，都遇到前所未有的挑战。欧元区单一货币体制先天不足，漫长的希腊债务危机就是有力的说明，因为欧元区只有统一的货币政策，没有统一的财政政策，这种运行体制致使其成员国一旦出现债务危机，就只能依靠欧盟想办法，而目前欧盟一体化程度与治理结构又无法采用财政转移的办法，虽然可以对发生危机的国家贷款，其紧缩条件又十分苛克。例如，对于如何解决希腊债务危机，希腊及同情希腊的欧元区国家，加上国际上许多著名的经济家，如斯蒂格利茨、克鲁格曼、希勒等，都主张通过减债等债务重组方案来解决，而不是从2009年以来“三架马车”所主张的以紧缩为主的纾困方案，可这种方案遭到以德国为首的欧元区强硬派的坚决抵制，因为根据欧盟条约，任何“名义减记”都是不合法的。同时，德国也担心，如果一国没有节制开支导致财政危机，要用他国纳税人的财富买单，不公平不说，更重要的是会引起其他国家效仿。总之，围绕希腊债务危机所形成的对立与分歧，反映的是欧盟与欧元区单一货币的硬伤。如果欧元区的制度不能加快改革与完善，不要说解决希腊债务危机无望，恐怕有一天欧元区解体也不会是耸人听闻的预言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