阴阳五行的重要性，被朱高正归纳为离开阴阳五行，谈不了中国传统文化。

　　2016年9月，在河南安阳举办的海峡两岸周易文化论坛上，来自台湾的朱高正是收获掌声最多的一位学者。在接受本刊记者专访时，朱高正透露，他的《易经》由自学而来，学习的过程就是广纳百家的过程。
　　中国哲学不能“抽象”
　　一身棉麻中式衣装，满面红光，连续多年，朱高正都是周易文化论坛的嘉宾。他从高二开始接触《易经》，一口气读了10多年，直到20世纪80年代赴德国波恩大学深造时，逢到卫礼贤翻译的《周易经传》，凭借德国人的详尽解释，朱高正才算读懂这部经典。
　　作为向世界成功推介中国文化的德国传教士，卫礼贤1899年来到中国，1922年回国。在中国期间，他从一个推广西方文明的传教士成功实现了向传播东方文明的汉学家的转变。为了把《易经》介绍给跟中国文化毫不相干的德国人，卫礼贤把每个细节都交待得清清楚楚。
　　20世纪70年代，朱高正读高中时期，开始接触孔子和孟子，前三个学期学习《论语》，后三个学期学习《孟子》。然而，儒家经典却没有给他带来好感，相反，那个阶段他在心里一直腹诽孔子。高一下学期，一个小小的挫折让他忽然想起孔子讲过的某句话，于是转回头重读《论语》，“跟自己的生命体悟结合起来，才发现《论语》原来是活的。” 内容来自www.wkfxw.com
　　重新认识孔子的那一天，被朱高正视为自己的重生日。自此，每天下课，都会有十几个同学围着他，让他讲解《论语》。高二的时候，朱高正的兴趣开始转向《易经》，如此渐迷渐深，这部3000多年前的经典成了他的“最爱”。
　　每年清明节，父亲都会带着朱高正去祖坟扫墓，他对传统文化的了解也因此从清明扫墓开始。祖先的文化让他着迷，他发现，只有中国才有完整的家族，也只有中国人才有家训。
　　“西方的哲学之父是苏格拉底，他的后人在哪里，没有人知道。孔子比苏格拉底早很多年，但是孔子的弟子却可以查得到。”朱高正说。
　　德国学院派教育训练出了朱高正超强的思辨能力，他擅长把艰涩的道理讲透。专业是很难“啃”的康德哲学，但是，朱高正却能用大白话把它讲出来。回到台湾，他曾经为500多位乡下农民讲解过康德，两小时无人退场。后来赴福建寻根，得知自己是朱熹第26代孙，朱高正觉得，自己更有责任把《易经》用最简单的方法传播出去。
　　3000多年前的《易经》今天来看还完全适用，这让不轻易“买账”的朱高正佩服得五体投地。对于《易经》的重要性，朱高正称，一个普通中医师、太极拳师、围棋手不一定要读《易经》，但是第一流的中医师、太极拳师、围棋师一定要懂《易经》。玩票性质的，不一定要懂“一阴一阳之谓道”，如果是世界顶级的高手，《易经》非懂不可。
　　阴阳五行的重要性，被朱高正归纳为离开阴阳五行，谈不了中国传统文化。《易经》的精华―太极，北宋理学家周敦颐在《太极图说》中曾经提到：太极动而生阳，动极而静，静而生阴，静极复动。一动一静，互为其根；分阴分阳，两仪立焉……一千年来，太极之说已成为整个东亚文明圈共同的宇宙观、价值观的根据。而阴阳五行，金木水火土，任何一个元素都由两个因素组合而成，也因此，在朱高正看来，“万事万物都可以归纳到五行中去看。”
　　西方教育喜欢讲抽象，朱高正却认为，谈中国哲学，绝对不能抽象，如果把“象”抽掉，就什么都没有了。孔老夫子要写《象传》，可见“象”很重要。
　　《系辞传》有言：乾知大始，坤作成物。朱高正请教了很多《易经》大家，没人讲得清楚。对这个词，他有一个形象的比喻：艾森豪威尔带领几十万兵马反攻欧洲大陆，其参谋部要做各种预案，包括什么时候登陆，哪里最安全，要冒哪些风险等等，到艾森豪威尔这里，他一拍板，这就叫“乾知大始”；拍板下去，几十万兵马全部动起来，这叫“坤作成物”。“乾就是当领导，为君之道；坤就是当臣民，为臣之道。”
　　早年接受西方哲学的洗脑，20多年来，朱高正一直在反省，“西方讲的是Individualism（个体主义），结果，强者张扬，弱者受欺。中国人不讲个体主义，儒家思想的最高理想是仁――即“两个人”，也因此，中国文化注重的是“关系”。一定是在彼此的关系之中，才有意义。
　　“所谓父子有亲，君臣有义，夫妇有别，长幼有序，朋友有信，这是最重要的五种关系，只要把这五种关系搞定了，就可以治国平天下。”朱高正说，所谓“学”者，就是学为人也。一个人如果连最亲近的配偶、子女、父母都无法取信，如何取信于朋友？又如何能够取信于天下百姓？朱高正认为，这些虽然是两三千年前的古训，但是对于今天来说依然重要。他呼吁，要构建和谐社会，一定要有以构建和谐的人际关系为前提。
　　中国文化注重“关系”
　　朱高正的祖上是福建漳州人，20世纪90年代，他第一次来大陆，搭了18个小时火车，到漳州已经中午了。如今，便利的交通让他随时随地在大陆或者台湾之间穿梭，两边的时间各占一半，“甚至大陆可能还多一点。”
　　谈及台湾的周易文化研究，朱高正告诉记者，在蒋介石时代，一些优秀的学者如屈万里、戴君仁等来到台湾，对台湾的周易文化研究产生了很大的影响。台湾没有文革的断裂，因此传统这一块保存完好，缺点是会掺杂迷信。大陆因为破四旧的关系，有过文化断层。但是季羡林、张岱年、朱伯??这些学者都是易理大家，却不会沾染迷信。在这一点上，朱高正表示，大陆的周易文化研究有自己的优势。
　　易学是变异的学问，如何把握？朱高正认为，中国人的圣经就是《易经》，把这一学问掌握好，就会知道如何行事。
　　“比如《易经》中说，其初难知，其上易知。总共六个爻，初爻就像一个小孩子，日后变成什么样很难预料。上爻是一个人到了7、80岁，这时候便可以盖棺论定了。” 　　朱高正说，易经64卦，吉卦约占7成，不吉的卦约占3成。到了上爻的时候，不吉的卦占了7成，吉卦只占3成，所以一切都在变化之中。而内外卦的中爻，90%都是好的。由此可知，《易经》崇尚的是“中道”。
　　朱高正认为，学《易经》，若能够事前能惧，事后能悔，那就算学到了家。这也就是《易传》中提到的“惧以终始，其要无咎”，此之谓易之道也。对任何事情都不要轻忽，不要自以为是，事后能够省察自己，查缺补漏，这是学易最大的好处。抓住这些重点，“不管千变万化，都可以如如不动。”
　　对于荀子的“善易者不占”（擅长易理的人不占卜），朱高正表示，自己就在身体力行，从不会自占。“易经有着极为深刻的忧患意识，不懂易理的人，遇到事情难以决断时，可以问一下《易经》。”但是，他反问道，“真正通晓了阴阳变化的易理，还用再去占卜吗？”
　　朱高正告诉记者，热爱易经的人，会从伏羲、文王、孔子一路下来，尊师重道。明白了易理，绝不会搞台独。“台湾是一个小地方，无法产生像《易经》这样具有深厚底蕴的文化。”他表示，后生晚辈要从《易经》中吸收养分，总结经验，对于产生《易经》的土地，自然会有深厚的感情。
　　对于中国在新时期的角色，朱高正曾在一次演讲中提到，20世纪70年代初，大陆正值文革，英国著名哲学家汤恩比彼时已经垂垂老矣。在接受英国国家广播公司采访时，他说：“19世纪是英国人的世纪，20世纪是美国人的世纪，21世纪一定是中国人的世纪。”理由是，中国人有那么久的历史，不管发生什么，他们很容易从过去的历史中寻找借鉴。
　　汤恩比对中华文化如此有信心，这让朱高正十分感慨。“在中国最倒霉、最乱的时候，他一口咬定21世纪是中国人的世纪。汤恩比提出，人类26个文明，唯一的例外就是中华文明，因为中华文明有孔孟思想，又能成功地吸收来自印度的大乘佛教，所以才能够成就自己的复兴。”
　　谈及何谓经典，朱高正表示，经过300年后还有人在读的就是经典。如500多年的《传习录》、800多年的《近思录》，1300多年的《六祖坛经》，2000多年的《孟子》，2500多年的《论语》，3000多年《易经》……
　　朱高正建议读经典莫要贪多，一天不要超过100个字。“这是朱熹建议的方法，如果一天能读200字，减半读100字就好。王阳明把朱熹这一说法整个继承下来。他也如此告诫自己的学生。”朱高正说，“其中的原因是，要留多一点时间来沉淀、反思；要设身处地，跟自己的经验结合起来，践行到自己的日常生活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