力图使人们摆脱对现代左翼革命固有的成见，同时又反复挣扎于后革命时代经济、社会困境的纠葛，使得卡斯特罗的事业最终成为“为了革命的革命”。菲德尔的神话，也被赋予了五重复杂的面相。

　　《纽约时报》编辑赫伯特?马修斯（Herbert Matthews）第一次见到菲德尔?卡斯特罗（Fidel Castro）其人，是在1957年2月17日傍晚，古巴岛东南部的马埃斯特拉山（Sierra Maestra）中。准确地说，这次会面是由卡斯特罗一手安排的：在游击队被政府军圈禁于奥连特省一隅、他本人被宣布“已遭击毙”的情况下，有必要通过具备更高等级影响力的平台来宣传革命者的形象和主张，并对巴蒂斯塔政府施加压力。《时报》驻哈瓦那通讯员鲁比?菲利普斯第一个接到卡斯特罗通过地下组织发出的邀请，但这位女记者不愿丧失与政府之间的良好关系;于是，恰好在哈瓦那度假的马修斯主动接过了这一任务。他是卡斯特罗会青睐的那种报道者：左派自由主义者，在西班牙内战的前线报道中崭露头角，同情一切反权威行为，对拉美军人政权有一种道德上的厌恶感。更重要的是，马修斯希望抢到独家：“我要让现在的年轻人看看，57岁的老头照样写得出好新闻！”

　　会面在咖啡和雪茄的香气中进行。身高6.3英尺（约1.92米）、有着棕色眼睛和浓密络腮胡子的卡斯特罗低头探向他的贵客，以他在大学法律系、议会选举和法庭辩护中锻炼出来的口才开始了讲述。他以自豪的语气宣称，自己麾下有上千人马，分散成小分队在山间和精疲力竭的政府军做周旋，并且一直能获得城市工商业者和知识分子的资金援助――为了验证这一点，卡斯特罗让士兵展示了面值相当于数万美元的比索现金。领导这次军事斗争的“七二六”运动，按照这位美髯公的说法，是激进民主思想的产物，目的在于推翻巴蒂斯塔的军事独裁体制，恢复议会制度，并通过经济和法制改革来消除普遍存在于古巴的贫困和非正义现象。卡斯特罗提到了华盛顿、托马斯?杰斐逊和林肯，提到了他对美国民主政体的敬意，宣称他正在为一个美国式的、“自由民主的新古巴”而战。最后，他主动要求在马修斯的采访笔记上签名，以示真诚和庄重。
　　从1957年2月24日开始，分三期连载在《纽约时报》周末专号上的这篇采访记，塑造了20世纪“卡斯特罗神话”最显著的几项符号：络腮胡和雪茄烟，橄榄绿军装、筒形帽和枪支，知识分子的理想主义，滔滔不绝的演讲术，对建制化的厌弃和对直接民主的狂热，以及反对一切不平等的“红色罗宾汉”形象。它们中的一些来自卡斯特罗的亲身展示，另一些来自马修斯的个人理解和概括，但无论如何都易于激起美国乃至全世界公众对那位年轻游击队员的同情，尤其当他的对手是一位梳着大背头、挂着装腔作势的流苏肩章和绶带的军人独裁者时。马修斯成为古巴革命的约翰?里德（第一位报道俄国十月革命的美国记者），但他始终认为卡斯特罗是一位不同于列宁或托洛茨基的“激进反共民主派”，这在“冷战”的政治氛围下为左派媒体人公开支持卡斯特罗创造了某种正当性。美国和欧洲记者开始源源不断地涌入马埃斯特拉山，卡斯特罗的形象出现在了哥伦比亚广播公司（CBS）的电视画面中，“七二六”运动的支持者着手发动越来越频繁的城市游行和罢工。甚至连美国顾问团也对政府军频繁动用美援重武器投入反游击作战却往往无功而返的败绩不甚耐烦，渐渐考虑抛弃巴蒂斯塔政权。古巴革命的胜负，不是在战场而是在纽约的报纸上决出了。

　　但马修斯并未如约翰?里德一般，享受到入葬红场墓园的待遇。短短3年后，当卡斯特罗发觉美国政府对他的示好始终保持警惕时，几乎是顺理成章地倒向了莫斯科。马修斯在美国遭到攻讦和排斥，但卡斯特罗并未向这个“创造”了自己的人伸出援手――他现在已经拥有了足够多的知识分子朋友和来自外界的关注，不再需要煞费苦心地联络一个外国人来维持曝光率了。马修斯在1967年从《纽约时报》退休，移居澳大利亚，10年后寂寞地死在那里。2005年，当另一位《时报》通讯员安东尼?德帕尔马驱车来到马埃斯特拉山间、寻找那次会面留下的遗迹时，发现在一处不那么醒目的山坳里矗立着一块高度不足1米的纪念碑，上面写着：“1957年2月17日，菲德尔?卡斯特罗?鲁斯总司令在此地与北美记者赫伯特?马修斯会面。”
　　与马修斯之间的纠葛，只是卡斯特罗一生之复杂际遇的缩影之一。与《纽约时报》报道中呈现的那个高度符号化、似乎足够明晰的菲德尔形象不同，“革命者”（Revolutionary）这一概念本身包含了错综繁复的层次，在不同时期、不同场合下可能表现为截然不同的面相。作为革命者的卡斯特罗，既是一位反常规的颠覆者，是军事上的大胆冒险者，也是政治上的乌托邦规划者和缺少先例的奇特统治者，是富于宗教气质的红色布道者，还是一位终究未能摆脱“革命之后”命题纠缠的重蹈覆辙者。用《20世纪最后的革命家：菲德尔?卡斯特罗传》一书作者程映虹教授的话来说：“卡斯特罗是本世纪最后一个打天下、坐天下的革命家。他还是唯一一个既发动了全面的对社会和人的改造，把一场国家范围的乌托邦实验推向顶峰;又一步步地从这个实验后退，直到恢复采用那些被他的革命所摧毁的政策的革命领导人。”轰轰烈烈的古巴革命，始于对新纪元的憧憬，终于对现实的妥协，个中机理同样隐藏在其领导人的五重面相之后。 反常规的颠覆者
　　假使约翰?里德能活到20世纪50年代，大概会为古巴革命和早期俄国革命的相似性感到惊讶。尽管卡斯特罗兄弟和他们的同志惯于以英姿飒爽的军人形象现身，但古巴革命的核心领导者本质上仍是中产家庭出身的城市知识分子：菲德尔?卡斯特罗和胡安?阿尔梅达?博斯克毕业于哈瓦那大学法律系，劳尔?卡斯特罗在同一所大学修读社会科学，卡米洛?西恩富戈斯肄业于圣亚历杭德罗国立艺术学校，阿根廷人切?格瓦拉则是布宜诺斯艾利斯大学医学院的高材生。换言之，这些年轻人对马列主义以及其他激进左翼思潮的兴趣，至少在最初并不是产生于切身的经济和社会体验，而是智识喜好和道德热忱导致的结果。也像19世纪末的俄国革命者一样，古巴知识青年一开始会尝试在地位相对超然的大学中组织社团和集会，通过演讲和辩论、印制传单、发动游行以及推动国际学生交流等活动进行他们的城市革命实践。学成毕业之后，他们大多会选择律师、医生、记者等既容易接触到普罗大众，又具备一定社会地位和话语权的职业作为谋生之途，以服务于推动国家改革和革命的长期目的。他们对公开化社团、小规模武装暴动和城市合法斗争的偏爱，显然更近似于俄国1905年革命之前的旧社会革命党和孟什维克，而与“血统纯正”的社会主义者存在区隔。
　　如果列宁生活在革命爆发前夜的古巴，他多半会把年轻时的菲德尔?卡斯特罗归类为“巴枯宁式的冒险家”或者“考茨基主义的同路人”。的确，尽管菲德尔早在大学时代就读过《共产党宣言》，并在22岁时从纽约买到了《资本论》和《国家与革命》，但直到1953年发动攻打蒙卡达兵营的武装暴动时为止，他依然只能算是一位同情社会主义的民族-民主政治革命家。1957年马修斯在马埃斯特拉山间所见的那个大胡子游击队员，实在不能算是货真价实的共产主义者。但这正是整场古巴革命最离经叛道之处――历数俄国、东欧和亚洲的历次红色革命，领导政党往往会在最初就明确宣示其社会主义属性，至少也要把社会主义革命设定为长期目标，随后才会展开斗争。而卡斯特罗领导的“七二六”运动直到革命胜利为止，始终乐于承认它只是前巴蒂斯塔时代自由宪政的恢复者，而把公开信奉马列主义的人民社会党（旧古巴共产党）仅仅视为暂时的盟友。但从1959年1月到1961年7月，短短18个月里，卡斯特罗基于自身的经济和社会理想、对大众直接民主的偏爱以及获取苏联援助的需要，几乎是毫无征兆地“原地向左转”，反过来以“七二六”运动吸收和兼并人民社会党，组建了新的古巴共产党，并迅速打出社会主义旗号。这完全颠覆了1917年以来的一切经验。

　　不仅如此，古巴革命也是极少数自始至终没有获得过莫斯科的政治和经济援助，完全靠自身力量达成目标的社会主义运动。在那之前，即使是独立性最强的南斯拉夫革命和中国革命，多少也曾借重苏联的物质力量，并利用了国际形势变化带来的机遇。而古巴革命不仅纯系自发，而且是在“冷战”方兴未艾、美国对拉丁美洲视若禁脔的背景下迅速取胜，可谓前无古人的奇迹。甚至连新政权在经济模式方面的选择，也与莫斯科毫无关系：从1959到1960年，对未来出路深感忧虑的卡斯特罗曾专门聘请原哈佛大学经济学系教授保罗?斯威齐（Paul Sweezy）等三位美国左派经济学家来哈瓦那授课，为他详细剖析市场经济和计划经济各自的利弊。是在美国人斯威齐而非俄国人康托洛维奇的鼓吹下，卡斯特罗最终确认了计划经济在效率和道德层面都优于市场经济，决心进一步“向左转”。而莫斯科要到好几个月之后才会和新政权建立外交关系。
　　颠覆惯例的奇迹背后，是拉丁美洲特殊的政治土壤。与“二战”的结束加速了东欧和中国革命的进程不同，拉美国家并未卷入战争，对1945年之后形成的美苏两大阵营的理念和现实对立也不甚敏感。古巴革命的初始动力，依然来自何塞?马蒂以降50多年间仁人志士对民族独立和民主宪政的长期追求，是一场典型的资产阶级革命。而它的大众主义和反美色彩，则移植自阿根廷的庇隆主义（Peronism）――1946年通过选举登上前台的胡安?庇隆，对内以劳苦大众的庇护者自居，推行一条国家资本主义与社会福利主义并举的“中间路线”;对外则自视为美国主导的“布雷顿森林体系”和关税与贸易总协定（GATT）的受害者，旗帜鲜明地喊出了反美口号。由于能获得占全国选民大多数比例的工会成员的支持，庇隆政权并不排斥选举，相反极其乐意通过公众游行、全民投票等形式宣示自身的合法性。切?格瓦拉正是在庇隆政权的统治下度过了青少年时代;菲德尔?卡斯特罗同样是在1948年参与庇隆政权组织的“拉美青年反美大会赴哥伦比亚示威团”时，完成了自己最初的政治洗礼。当他们本身成为一场革命的领导人时，庇隆主义潜移默化的影响将不可避免地凸显。
　　在1952年富尔亨希奥?巴蒂斯塔（Fulgencio Batista）上校通过军事政变夺取古巴政权之前，卡斯特罗的全部政治经验，大体来自大学时代的左翼社团活动，与巴拿马、委内瑞拉、哥伦比亚等国激进派政治家和学生团体的交往，以及1947年参与推翻多米尼加独裁者特鲁希略的不成功军事冒险。假如巴蒂斯塔的图谋不曾得逞，卡斯特罗多半会以人民党正统派（PO）候选人的身份在1952年众议院选举中胜出，以一名“粉红色”（左派）议员的形象活跃于政坛。但巴蒂斯塔的上台改变了这一切：军人集团与大种植园主以及美国资本的结合杜绝了一切合法夺权的可能性;舆论政策的收紧和愈演愈烈的腐败现象，则激起了中小工商业者、知识分子和本土糖业资本家的不满。一场以城市资产阶级为主体的民主革命的爆发，可谓正当其时。 　　需要指出的是，即使是在卡斯特罗的传奇游击队崛起于马埃斯特拉山区之后，对颠覆巴蒂斯塔政权起到决定性作用的依然是由城市工商业者、知识分子和激进学生组成的联合阵线。特别是1958年由“七二六”运动的城市代理人发起的“有巴蒂斯塔就没有收成”攻势，推动全国制糖厂、炼油厂和卷烟厂罢工停产，公路、铁路停运，直接动摇了军人政权的财政基础。而1958年7月在委内瑞拉加拉加斯签署的反巴蒂斯塔阵线联合宣言，同样把组建联合政府、恢复宪法和自由选举设定为第一目标，仅仅承认卡斯特罗为各派革命武装联军的总司令。而卡斯特罗只有在发起“为了革命的革命”之后，才能从根本上改变这一运动的温和性质。
　　如同这位大地主之子最终选择了颠覆性的政治活动作为终生志业，卡斯特罗的革命历程，自始至终伴随着种种反常规之举。出人意料的转折和“不断革命”的激情，最终也都成为“菲德尔神话”的固有篇章。 军事冒险者
　　严肃的军事学研究者会把1953年7月26日卡斯特罗攻打蒙卡达兵营（Moncada Barracks）的行动看作一场闹剧：135名缺乏训练、只装备轻武器的起义者正面攻打一座由400名政府军把守的坚固壁垒，在几个小时内就被击溃，丢下9具尸体（其中4人系被友军误击），只取得打死19名敌军、打伤30人的战果。接下来的几天里，又有52名落单的起义者被捕获处决，51人被送上法庭。实际上，这更像是一次孩子气的政治示威――蒙卡达兵营所在的奥连特省圣地亚哥曾是卡斯特罗童年时代生活过的地方，他认为在此地举事可以省去熟悉环境的工夫;而当何塞?马蒂1895年从海外归来、参与对西班牙殖民者的武装起义时，同样是在奥连特省登陆。武装起义的目的似乎只在宣示力量和扩大影响，并无长期规划，更无常规战争所需的专业军事素养。
　　但从“战争乃是政治活动以其他方式的继续”这一经典论断看，卡斯特罗的决定并不离谱：“冷战”时期拉美层出不穷的军事政变很少有发展为大规模内战的情形;政变者只需在一两个沿海省份站稳脚跟，控制进出口大港和财源，再在主要城市煽动起一波示威，很容易就能将现任政府赶下台。1954年6月美国中央情报局仅仅以极少的物质投入和虚张声势的宣传战，就在9天里颠覆了危地马拉阿本斯政权，这是同情后者的卡斯特罗亲眼所见。而他的武力夺权规划，显然也继承了这种“政治为辅、军事为主、军事为政治服务”的特色。没有迹象显示，因为蒙卡达袭击事件而入狱一年半的卡斯特罗曾经着手学习传统军事理论;相反，他把活动中心转移到了墨西哥，很快重新组织起一支被称为“七二六”运动的小型军事团体。1956年12月25日凌晨，82名战士挤在18米长的“格拉玛号”汽艇上，穿过尤卡坦海峡驶向古巴海岸：新的冒险开始了。
　　关于卡斯特罗兄弟和切?格瓦拉在马埃斯特拉山区（Sierra Maestra）的两年游击战，已经形成了无数真假难辨的传说。类似赫伯特?马修斯这样的主动宣传者的记录，以及将古巴革命的历程与南斯拉夫和中国革命战争所做的生硬类比，使人容易形成一种错觉：似乎是“七二六”运动领导的大规模游击战摧毁了政府军的作战能力，在奥连特省形成了一块革命根据地，最终以“边缘进攻中央”的模式取得了全盘胜利。这当然不是事实――人烟稀少、经济贫瘠的奥连特省山地根本不足以维持大型革命根据地的补给;一直到1958年夏天转入反攻时为止，卡斯特罗的游击队依然只有500人左右的规模，日常开销必须靠城市中的赞助者提供资金。在他向马修斯夸耀自己的力量时，整个游击队的规模还不足40人。但在1953年时尚不完备的政治战和宣传战手段，到1957～1958年已经趋于成熟：巴蒂斯塔政权对城市学生暴动和青年军人起义的残暴镇压使其站到了大部分城市中产阶级和知识分子的对立面，马修斯和其他美国媒体的报道则削弱了华盛顿对哈瓦那当局的支持力度。古巴完备的广播网络和相对宽松的媒体管制，使起义军的存在始终为人们所关注，放大了其影响。
　　而卡斯特罗在马埃斯特拉山区进行的，是一场完全不同于传统正规战争的消耗战和牵制战：他们并不以包围或歼灭对手为目标（这是克劳塞维茨式的传统战争思维），而是依托地形保存自身力量，同时灵活地袭击装备笨重、不适于高速机动的政府军，最终使对手因进攻成本过高而放弃进剿。1958年政府军的夏季攻势便是如此遭到化解：巴蒂斯塔派出14个营共1.2万人的部队投入作战，试图全歼仅有300人的游击队。但山区和河口复杂的地形使政府军无法集中投入作战，被迫分散成数个零散的集团，彼此缺乏策应，从而抵消了其数量优势。而卡斯特罗和切?格瓦拉利用内线之利以及熟悉地形的优势，在数条战线之间灵活移动，集中攻击被山地和矿场阻挡的小股敌军，至少全歼一个营，并使另一个营遭遇重创。政府军死伤237人，有240人被俘，游击队方面仅仅战死27人。显然，巴蒂斯塔当局并非没有足够的物质实力和起义者周旋下去，但在双方战损比高达20∶1的情况下，必须获得稳定的财源和举国上下的支持，才能承受非对称战争的消耗。
　　但这种长期作战的奢望，恰恰被“七二六”运动在城市建立的统一战线彻底消解了。1957年10月，中右翼政党古巴革命党、中左翼政党人民党、激进学生团体“学生革命指导委员会”和流亡工会代表在美国迈阿密结成联合阵线，宣誓共同推翻巴蒂斯塔政权、恢复自由宪政，卡斯特罗的代表同样与其形成了一致。1958年7月，迈阿密阵线的代表在《加拉加斯协议》中承认卡斯特罗的武装为反对派唯一的军事力量，并为其提供了4.4万美元的资助。在政府军士气低落、大中城市普遍爆发罢工和示威游行，美国也宣布停止对巴蒂斯塔政权的支持以后，1958年8月底，卡斯特罗兵分三路，派切?格瓦拉率150名精兵向首都突进，他本人指挥230人的纵队直趋圣地亚哥，西恩富戈斯的82人纵队则进攻中部重镇圣克拉拉。12月29日，格瓦拉和西恩富戈斯的联军经过3天激烈的巷战，攻克了由3900名重兵把守的圣克拉拉，俘虏2900名政府军官兵和10辆坦克。2天后，巴蒂斯塔仓皇逃离哈瓦那――电影《教父2》对此有过极为传神的表现――带着价值超过3亿美元的现金和艺术品前往多米尼加，经那里逃往葡萄牙。1959年1月8日，卡斯特罗在欢呼声中进入首都。 　　意味深长的是，小规模游击战的局限性，很快为一次反向的失败行动所证实。当卡斯特罗在1960年逐步“向左转”之后，迈阿密阵线中的右翼人士选择与他分道扬镳。他们在墨西哥城和迈阿密成立了“古巴革命阵线”（FRD）、“古巴革命委员会”（CRC）两个政治团体，并在美国中央情报局的支持下组建了总数近2000人的正规武装“2506旅”。2506旅的行动计划恰恰是对卡斯特罗成功模式的模仿：首先在南部海岸登陆，占领一省地界作为根据地，并歼灭前来进剿的革命军;与此同时，设在洪都拉斯的“天鹅电台”向全国民众发出罢工、罢课、游行的呼吁，以图在几个月甚至更短的时间内颠覆新政权。1961年4月17日凌晨，2506旅的1500名主力乘坐货轮从巴拿马出发，美国海军派出驱逐舰为其护航，另有8架旧式B-26型轰炸机提供空中支援。
　　袭击者选择的登陆场，在古巴岛中南部圣克拉拉省的猪湾（Bay of Pigs）;这里距离哈瓦那不过160公里，显然易于对革命政权形成震慑。但开阔缺少遮挡的猪湾显然不是理想的机动场域，2506旅在控制滩头阵地以后，很快被从北部地区赶来的1.5万名革命军和苏制T-34型坦克团团包围;20万临时动员起来的民兵把守着通往山区的公路和关隘，使入侵者无处可藏。空中的战斗机则被古巴空军的“海怒”型和T-33型战斗机击落4架，被迫退出战场。到19日清晨，入侵者已经死伤478人，若无美国援军的直接介入，几无逃脱的可能。但肯尼迪总统在最后时刻打消了对古巴直接开战的念头，海滩上的1000余名残军成为古巴人的俘虏。
　　卡斯特罗用这些人中的大部分、加上在古巴境内捕获的中情局情报员，向美国索取了价值5300万美元的食品和医药补偿。那个时候他似乎并未意识到，马埃斯特拉山区作战的胜利和猪湾入侵的失败不过是游击战这枚硬币的两个侧面：在缺乏对地形的了解、同时面临防御者持续稳定的反击时，游击战术也并非总能奏效。1967年切?格瓦拉在玻利维亚的命运，在6年前的猪湾就被投下了阴影。而对非正规战和以小搏大的不对称战术的盲目自信，还使他在1962年的导弹危机中保持了一种令人骇然的乐观主义精神：革命军在南部的所有滩头进行对抗美军登陆的演习，同时极为亢奋地怂恿苏联人冒与美国打核大战的风险。但卡斯特罗听闻赫鲁晓夫决定从古巴撤出中程导弹时，不禁破口大骂：“狗娘养的！杂种！混蛋！”
　　那一刻，他再度恢复了马埃斯特拉山中那个游击队员的本色。但时代毕竟已经不同了。 乌托邦规划者
　　一个尽管出生于大地主家庭，但从未运行过一家企业或一间工厂的革命者，要如何领导一个国家？
　　1956年11月，卡斯特罗在他的《“七二六运动”宣言》中提出了一项宏伟的目标――消灭殖民地心态、外国经济控制、政治腐败和军人统治，恢复人民民主、民族独立以及社会正义。尽管他此时尚未完全转向马克思主义，但已经公开谴责自由企业制度导致了资本主义社会下贫富分化的加剧，并设想建立一种基于“理性运行机制”的新经济制度，“使每个古巴人有机会享受发达国家的公民正在享受的物质福利和个人尊严”。换言之，革命者认定古巴经济长期无法摆脱外部依赖和内部动荡的原因具有两重性：在外是欧美大国的新殖民主义侵略，从而损及了民族独立;在内则是自由企业制度造成的财富分配不均，从而伤害了社会正义。要摆脱这种困境，必须转向一种集中使用和分配资源的“理性模式”，即社会主义计划经济。
　　但卡斯特罗的理想还远不止于此。1958年1月，当他在和法国记者米涅斯谈话时，勾勒出了一幅更为理想化的乌托邦蓝图：“我将建立一种规模在2.5万人左右的农业单位，有牛和家禽，还有农业试验田。古巴的儿童将在这种单位下属的训练中心里成长，他们的居住、饮食、穿着和教育由集体负责;待他们长大之后，则可用自己的劳动使所处的经济单位获得效益，偿还国家提供给他们的工厂和机器。每个集体单位可以容纳2万名农村孩子，只需经历9个月的教育和良好的伙食，就可以培育出一代新人……”
　　这实在不像是典型的社会主义学说，倒更近似柏拉图在《理想国》中展示的理念。和“基于理性选择”走向计划经济模式一样，它们不是古巴现实国情和传统的产物，而是卡斯特罗和他那些年纪不过30岁左右的战友，基于完全概念化的学说和热情过度的理想主义构思出的乌托邦。而他们即将统治和管理的对象，却是依然存在24%的文盲的贫苦农民和资本积累严重不足的中小工商业者。但革命者有着丰富的城市动员经验和异乎寻常的干劲：温和中间派势力以及持观望态度的工商业阶层很快被边缘化，卡斯特罗开始按照他的乌托邦构想实施社会主义改造。仅在1959年的前9个月，政府就通过了1500多项法律和行政命令，宣布降低城市房租水平、限制私人拥有土地的规模、建设集体农场以及增加甘蔗种植园工人的收入。到1960年，政府决定冻结全国工资水平，形成贫富均一的局面。1961年5月1日，卡斯特罗在“五一”劳动节集会上自信地宣布：“一场革命不必在愚蠢的事情上浪费时间，古巴已经用人民的直接统治取代了假民主，这就是社会主义！”
　　但社会主义没有带来牛奶和面包。由于快速提高工人收入造成中小企业主破产，以及越来越多的“蛆虫”（这是古巴政府对逃亡海外者的蔑称）拖家带口逃往海外，古巴从1962年初开始就不得不实行日用品配给制，而此时美国经济封锁的影响尚未完全凸显。儿童缺少鸡蛋和牛奶，妇女缺少洗衣粉、食用油和肉制品，牙膏和大米开始从商店的货架上消失，变成配给卡上孤零零的数字。1962年夏天，政府甚至不得不动用正规军和坦克驱散马坦扎斯省反对实行配给制的妇女游行队伍。卡斯特罗不得不越来越频繁地依靠他的新盟友：1963年5月，这位游击队员访问了一年前还被他诅咒和蔑视的苏联，开始接受后者的全面军事和经济援助。1964年，古巴与苏联达成为期5年的蔗糖出口协议，1972年又加入了苏联主导的经济互助委员会（Comecon）。
　　但这位革命领袖从未怀疑过自己的乌托邦蓝图的正确性。在他看来，消费品短缺和工农业生产下滑并不是激进制度变革的结果，而是这种变革遭受内部侵蚀和破坏的产物。1968年1月，古巴共产党宣布挖出了以中央委员埃斯卡兰特（Anibal Escalante）为首的43人“叛徒集团”，从而找到了革命进程不顺的“内部原因”。又过了2个月，卡斯特罗在一次公开集会上宣布他新近找到了对革命事业构成最严重破坏的蛀虫――城市小贩。“这些人从不把自己和革命事业相结合，从不参加革命组织，提出申请出国的人数却是最多的。他们身强体壮，却不参加义务劳动，也不下乡砍甘蔗。那些卫生状况极差的摊位，已经成了威胁古巴民族健康的疾病之源！”他当即宣布成立“人民管理者委员会”，封闭一切小摊，由人民自己来组织小型商业机构的运营。 　　不到3个月时间里，全古巴5.7万个小摊和小型私人商业机构被一扫而空，党中央机关报《格拉玛报》宣布：“寄生虫的社会基础已被挖掉。”但“人民”似乎并无自主运营店铺和商场的能力：由于货品长期短缺，且商业活动完全不为获取利润而展开，群众对填补摊贩留下的空白兴趣寥寥。而管理者委员会的存在，意味着大到进货和记账、小到修补炊具都需要召开集体会议进行审核，效率极为低下。革命前一度相当繁荣的古巴城市商业，在这次效率奇高的扫荡之后再也没能恢复到先前的水平，成为乌托邦理想的最新牺牲品。
　　卡斯特罗在国家治理中推行的这种“非正规”模式，相当耐人寻味。出于对官僚制度的厌恶和对直接民主之下群众热忱的虔信，在革命后相当长一段时间里，卡斯特罗完全拒斥按部就班的行政和法律程序，而以领袖直接与群众对话的方式解决一切现实分歧。在他看来，“革命正义并非基于法律程序，而是道德信念”。小到一项具体的法律判决，大到全国性选举的议事日程，都通过广场对话和“欢呼表决”的方式得出结论。当卡斯特罗认为需要由民众做出直接裁决时，他会组织一场数十万人规模的集会，通过扩音器发布他的理念或质询，由群众欢呼通过。格瓦拉在个人回忆录里称这种模式的本质是“诉诸群众的直觉”。由于卡斯特罗的演讲术具有惊人的魅力，群众的情绪往往随着他的语调而此起彼伏，最后达到高潮。一切成了他的个人表演。
　　对个人魅力和广场政治的推崇，甚至使卡斯特罗不屑于完善一党制的领导模式。直到古巴正式宣布转向社会主义之后的第三年，这个国家依然不存在一个占据主导地位的马克思主义政党。“七二六”运动和人民社会党以及革命指导委员会（激进学生组织）结成了一个松散的联盟，对现实政治生活毫无影响。直到1965年10月，上述三个组织才正式合并为统一的古巴共产党，但依然没有组建党的核心领导机构和形成定期的议事机制。而古共的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居然是在整整10年之后的1975年才正式召开的！在绝大多数时间里，卡斯特罗本人就是全国头号经济学家、头号道路规划专家和头号农学家。他带着自己的卫士奔走在整个古巴岛上，直接视察农场、访问疾苦，也听取基层民众的声音。但反馈意见却是以极其随意和朝令夕改的方针贯彻下去的：说到底，精力充沛如卡斯特罗，也无法完全依靠个人力量治理一个人口近千万的国家。
　　乌托邦式的狂热，最突出地表现在从1969年初到1970年夏天的“蔗糖战役”中。为了缓解商业凋敝带来的经济困难，特别是借助对苏出口获得更多进账，卡斯特罗在1969年宣布发起“革命攻势”，要在1970年7月24日纪念日之前实现蔗糖产量超过1000万吨的目标。考虑到1963年全年的数字还不过550万吨，这无疑又是一个拍脑门的决定。政府宣布临时执行12小时工作制，全体国家机关工作人员和国营农场职工在星期六还要参加10小时的义务劳动，以无偿劳动力的增加补足收割甘蔗的农用机械的不足。1969年9月，政府宣布将为每个工人建立劳动档案，对个人历史、劳动技能、教育程度、出勤率和革命觉悟实施考核，作为退休待遇以及分配住房的凭证。甚至连监狱中的犯人也被组织参与强制劳动。饶是如此，到1970年7月24日当天，整整18个月的“革命攻势”也只完成了850万吨的产量。卡斯特罗被迫公开承认：“群众没有责任，是领导人对客观因素判断失误。道路是艰难的，远比我们以为的要艰难得多。”这是他一生中不多的几次认错。 红色布道者
　　罗伯特?伯纳德（Robert M. Bernard）在1971年出版的《对古巴式道德激励的理论分析》中提出了一项观点：卡斯特罗及其同志在本质上是一群反市场主义者。他们口中的“理想的经济运行”，实质是用道德激励取代物质刺激，将全国变成一个上下如一的道德共同体。卡斯特罗式的共产主义，与马克思在《资本论》中的描述存在一种根本分歧――后者尽管也曾提及道德上的“新人”，但认为那是物质达到极度丰富以后自然而然的产物;而卡斯特罗式的“新人”，完全不以物质基础为依凭，而是抽象的“觉悟程度”的产物。在卡斯特罗看来，他可以像培训游击队员一样在古巴批量“培训”出这样的新人，成为革命机器上的“有觉悟的齿轮”。
　　古巴革命者关于“新人”的最系统表述，呈现于1965年切?格瓦拉出版的著作《古巴的人和社会主义》中。他在书中热情洋溢地宣布“人是一件未完成的产品”，只有通过国家机器和群众组织的直接教育，以及自我反省的间接教育，才能“由形状各异的毛坯变成统一规格的制成品”。古巴革命培养出的将是“属于21世纪的新人”，“除了革命，这些人没有别的生活”。“新人”必须把将劳动视为快乐的热忱和铁一般冰冷的决心结合起来，不允许有任何个人私情，不惧牺牲。“我们的自由和它每天的营养物质就是鲜血，这种自由随着牺牲而不断地扩大。”古巴人愿随时做好为世界革命而牺牲的准备，更需要有为国家忍受暂时困苦的道德境界。
　　在这一理念的驱动下，卡斯特罗于1960年宣布全面变革教育制度，将数十万大学和中学生派往乡村扫盲。考虑到革命前的古巴成年人识字率超过75%，这一政策的目的显然不在单纯的扫盲，而是要以培养“新人”为宗旨，彻底重构整个教育制度。根据政府的安排，数千名13岁左右、具有小学文化水平的学生被送到最高领导人曾经战斗过的马埃斯特拉山区，和成年人一起胼手胝足地建造校舍，并在那里接受为期2年的准军事化学习。昔日的奥连特省边缘地带逐渐现出了一座“军营学校”的雏形，所有受训者从早上6点到晚上10点按照严格的日程表进行政治学习和劳动，了解国家大事。2年结束后，学员被分散转移到一系列山间中学，继续学习2年，在政治教育以外逐步增加文化课的比例。直到最后，他们将被逐步送回到哈瓦那，在苏联援建的马卡连柯教育学院进行最后2年的培训，同样采取军事化管理模式。这样经过长达6年的训练和淘汰，剩余的合格者被认为可以充当“乡村共同体的革命领导人”，遂由国家分配到各地中小学承担教师任务。
　　在培训“新人”的同时，对学校制度的改革也在进行。1967年1月28日，卡斯特罗参加了圣安德雷斯公社寄宿制学校的冬季开学典礼，并发表讲话称：“当孩子们到了上学校的年龄时，他们的生活应该围绕着学校被组织起来。学校在教他们的同时，也要负责他们的吃和玩。他们从星期一进入学校，一直到星期五或者星期六才会回家。”“即使他们只有6岁，只有一年级，也要让他们知道如何种出一束莴苣。一旦他们有起码的推理能力，就要让他们知道物质财富是怎样生产出来的，要培养一种高尚的劳动观念。”寄宿制学校的另一项功能在于将儿童和他们那些无法理解“革命理想”的父母隔离开来，从一开始就杜绝“陈旧的家庭观念”对新人的“腐蚀”。从1966年起，又规定全国各级中学每年要把全体师生送往农村至少6周，半工半读，把教育与生产、理论与实际、脑力劳动和体力劳动结合起来，使学生从少年时代起就做好成为“螺丝钉”的准备。 　　相反，自身毕业于文科大学院校的卡斯特罗对高等教育的态度却相当排斥。1969年3月，他在母校和年轻学生座谈时尖锐地宣称：“传授空洞知识的大学必须被技术学院取代。所有的学生，不论其专业如何，都要在实践中完成学业：农学的下乡，机械的下厂，畜牧的去农场，医学的到医院。所有的人文学科，例如历史、文学和社会研究等等，都要彻底取消。”在领袖的现身说法下，许多人文和社会科学系科从大学里消失了。卡斯特罗倒是会时不时地驱车回到母校，让学生用自己的某一灵感作为课堂讨论和论文的话题。
　　这种对人的“可改造性”的推崇和以道德完善为目标的教育制度，在一段时期内引起了西方知识界尤其是左派知识分子的欢呼膜拜。1960年，让-保罗?萨特偕伴侣波伏娃造访古巴，受到卡斯特罗的热情款待。法国哲学家在随后撰写的游记中激动地感慨，在古巴发生的是一场“真正的革命”，是对自己的征服和超越。“古巴人必须赢得胜利，不然我们就将失去一切，甚至希望。”随后前往哈瓦那“朝圣”的还有略萨、聂鲁达以及加西亚?马尔克斯。后者获得了卡斯特罗赠送的一幢别墅、一辆奔驰280型轿车以及一条专属的国际电话线，可以随时来访。1965年美国《当代摄影师》杂志编辑李?洛克伍德造访哈瓦那，同样收获了卡斯特罗的亲切会见。他在随后撰写的《卡斯特罗的古巴，古巴的菲德尔》一书中给予了革命政权以谨慎的好评。
　　但有一类人似乎并不在卡斯特罗的未来蓝图中――他花费了数十年的经历研究如何培养“新人”，但对处置那些被旧制度“污染”过的“旧人”却明显缺乏心得。客观而论，古巴政治警察制度的控制力并不像苏联和东欧国家来得那么严苛;原因之一是长期依托直接民主的行政机关在运作中存在诸多混乱和不协调，之二则是古巴离美国的直线距离太近，出走的难度相对较低。从1960年夏天到1962年10月导弹危机爆发前夕，750万人的古巴竟有整整50万公民合法地移居海外，无疑是相当惊人的数字。而在1962年底古巴政府中止发放普通公民合法出境证件之后，数以万计的古巴人开始利用渔船、汽艇、木筏甚至救生圈向佛罗里达海峡对岸的美国偷渡，就连拉丁美洲各国驻哈瓦那使馆的院子里也住满了非法居留的古巴难民。
　　古巴来客的源源不绝，甚至令最初主动提出收容难民的美国政府感到不胜其烦。1964年，华盛顿当局与哈瓦那达成协议，每年允许从哈瓦那飞出两班合法移民航班，分别前往迈阿密、马德里和墨西哥城。古巴政府并未明确拒绝其公民的移民要求，但提出申请者将被剥夺公职，甚至被政府支持的“保卫革命委员会”强行送往乡间劳动，直到其申请获得批准。由于申请出国者数量着实太多，普通人提交的文件可能会被耽搁到几十年之后再做处理，陆陆续续的偷渡依旧不断。美国海岸警卫队甚至不得不建立一套标准来制止汹涌流入的古巴移民：在被发现前已经踏上美国领土的称为“干脚”，可以获得庇护;还在海水中挣扎的称为“湿脚”，需要被遣返。在这些备受革命者诅咒的“蛆虫”中，也包括卡斯特罗的两个姐姐和一个女儿。
　　卡斯特罗以一种奇特的幽默感来对付“旧人”。1980年春天，当秘鲁驻古巴大使馆发生难民车冲撞事件后，他干脆下令撤去秘鲁大使馆外的卫兵。短短几个星期里，就有4000名要求移民或政治避难的古巴人涌进了大使馆的院子，秘鲁人不得不加班加点为其制作证件。到了当年秋天，卡斯特罗突然宣布：“既然那些蛆虫想要离开古巴，我们不会阻拦他们！”接着就从监狱里放出数千名刑事犯人，与妓女、传染病人以及其他“社会不欢迎的人”一起送到马里埃尔港（Mariel），装上小船和木筏运往迈阿密。主动要求离境者在被注销工作和国籍、遭受集体批判和侮辱之后，也被获准离境。尽管美国海岸警卫队出动大批巡逻船进行拦截，但在短短几个星期里，仍有12.5万名古巴难民涌入佛罗里达，造成巨大的国际风波。美国海关移民局不得不进行了复杂的甄别，将其中1774名被核定为暴力或刑事罪犯者遣返回古巴。卡斯特罗认为这是对美国卡特政府重提古巴人权问题的绝妙回击;他似乎回避了，1000万人口的古巴已经制造出了整整100万外逃者，而这些出走者的觉悟还没有高到彻底舍弃家庭和儿女私情。 重蹈覆辙者
　　若要问菲德尔?卡斯特罗和他早逝的战友切?格瓦拉究竟有何差异，最突出的一点大概是：前者在绝大部分时间里将他的乌托邦蓝图限制在了古巴岛的范围内，而后者企图将革命继续推广到非洲和南美大陆。他们被称为古巴革命的列宁和托洛茨基，一者在1967年壮怀激烈地死去，另一者以他永不枯竭的激情和冷眼旁观继续生活在人间。至少到80年代后期为止，卡斯特罗的革命事业只是稍稍减速，而尚未陷入谷底：他依旧能以高于国际市场4倍的价格向经互会国家出售蔗糖，为每位公民提供每个月5磅大米、半磅食油、4磅糖、12盎司牛肉和鸡肉、3罐炼乳以及20个鸡蛋的基本配给。杂乱无序的建设项目以及向非洲和拉丁美洲“输出革命”使古巴欠下12亿美元的外债，但基本的经济运行仍能维持。
　　危机发生在1985年。新任苏共总书记戈尔巴乔夫的“新思维”在哈瓦那找到了若干同道者，这使卡斯特罗感到他的道德乌托邦可能从内部发生分裂。1989年7月13日，就在戈尔巴乔夫造访哈瓦那之后不久，马埃斯特拉游击队老战士、“革命英雄”称号获得者阿尔纳多?奥恰（Arnaldo Ochoa）将军以及原内务部部长托尼?德?拉瓜迪亚（Tony de la Guardia）上校被控以贩毒、贪污和反对领袖罪，遭到立即枪决。这是古巴共产党历史上第一次以死刑对待高级官员，除去继续贯彻菲德尔的道德洁癖外，也有防患于未然、提前清理党内可能的不满者的意图。接下来的几个月里，包括交通部部长、海关总局局长和边防军司令在内的数十位高级官员也相继因腐败、“丧失革命精神”等理由遭到逮捕和判刑。这一次，卡斯特罗没有祭起他最擅长的群众集会、“欢呼裁决”，而是以苏东国家常见的密室政治方式完成了布局。他变得越来越像年轻时厌弃过的那种人了。
　　他那天不怕地不怕的精神，多少也开始消退。1979年，当新近上台的尼加拉瓜桑地诺阵线领导人奥尔特加（Daniel Ortega）前往哈瓦那向前辈求教时，卡斯特罗告诫他：“不要追随古巴60年代的模式，不要实行过于激进化的社会政策，不要主动触怒美国，引起经济封锁和入侵的危险。要允许多种经济形式并存，实行混合经济，政治上甚至可以给反对党一定的余地。革命力量内部不能分裂，和教会也要搞好关系。” 　　事实证明，尽管卡斯特罗始终不曾放弃其革命的泛道德化色彩，但在具体问题上依然保持着敏锐的嗅觉和灵活性。1991年春天，在苏联解体前夕，卡斯特罗再一次在党代会上警告了试图进行政治体制改革和“去马克思化”的年轻政治家，随后却又出人意料地表示：为了渡过“和平年代的特殊时期”，可以允许逐步开放旅游业，并利用良好的生物工程技术基础，向第三世界国家出口药品、外派医疗人员。身着花衬衫的美国游人和雪茄饕餮客重新开始在哈瓦那街头出现，赌场、酒吧、夜总会和妓院开始或明或暗地出现。普通古巴人虽然依旧要忍受低工资和配给制的重压，但也被半公开地允许从事黑市交易和地下贸易。这并不足以显著提升普通人的月均收入和生活水平，但至少可以使革命政权不至于分崩离析――毕竟，苏联解体和经互会的消失使古巴丧失了53%的进口贸易额和70%的出口市场，国内生产总值（GDP）在3年内缩水了35%。而利用一度为革命者所鄙视和抛弃的商品、市场以及“寄生虫”经济，至少可以稍微稀释这种冲击的力度。
　　卡斯特罗依旧不乐见这一切。1993年，在“七二六”运动40周年纪念大会上，他多少有些无奈地表示：“我们本来宁可对旅游业少依赖一点……我们不喜欢它们。我们对平等已经习以为常，当看到有人享受某种特权时，我们会感到痛苦。”他也依旧认为，“用资本主义的方式来建设社会主义是重大的历史性错误”。但他承认自己的身体已经不再可靠，无法将半个世纪前在马埃斯特拉山中规划的蓝图继续下去。2006年，自革命胜利以来一直担任党、政、军最高领导人的卡斯特罗第一次因为健康原因暂停履行职权;2年后，这位82岁的老人正式退休，由同样年近八旬的弟弟劳尔继任。
　　2016年4月19日，在古共七大闭幕式上，深居简出的卡斯特罗罕见地亮相，发表了自己的政治遗言：“基于残酷的生命法则，这将是最后一次由我们‘历史的一代’来领导一届党代会。这也许是我最后一次在这里发言。不久我将满90岁，对我们所有人都相同的那个时刻也将到来。但是古巴的共产主义理想，将作为一种明证在这个星球存在，证明如果你们努力且有尊严地工作，就能够生产出人类需要的物质和文化。”
　　不妨以曾经一手制造出“菲德尔神话”的《纽约时报》发布的讣文，来总结这位革命者复杂的一生：
　　他和他领导下的全能主义政府得以掌权如许之久，绝不仅仅是靠镇压和恐惧。在古巴和全世界，有支持他的人，也有诋毁他的人。一些人认为他是一个残暴的专制君主，践踏权利和自由;其他不少人却像他初进哈瓦那那一晚欢呼雀跃的人群一般，称颂他是一位名垂青史的革命英雄。
　　卡斯特罗大概是拉丁美洲自19世纪早期的独立战争以来曾经出现过的最重要的领导人。他领导的革命彻底改变了古巴社会，它对整个拉美地区的影响比20世纪的任何一场革命和反叛都来得持久。
　　在拉丁美洲和其他地方，卡斯特罗对美国权势的不屑使他成为抵抗事业的灯塔。在反抗者中，他那浓密的胡须、细长的古巴雪茄和绿色军装已经变成了通行的图腾。
　　就像他本人曾对采访者所说的那样，他的某些特质的确很像堂吉诃德。
　　（参考资料：《20世纪最后的革命家：菲德尔?卡斯特罗传》，程映虹著;《卡斯特罗：20世纪最后的乌托邦革命者》，刘火雄著;《午夜将至：核战边缘的肯尼迪、赫鲁晓夫与卡斯特罗》，（美）迈克尔?多布斯著;《隐形军队：游击战的历史》，（美）马克斯?布特著，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