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民OR群众？群体社会的多张面孔
——《乌合之众》读后感
作为一门主要由经验观察和假设推断而得来的科学, 群体心理学摒弃了我们所熟悉的阶级社会的认识，致力于勾画和描述一种所谓“大众” 社会的观点， 而关于经济环境、阶级与阶层的种种观点都被刻意地屏蔽和忽视掉了。因此相信很多人像我一样，对于《乌合之众》的阅读体验并不是很舒服，感觉其不免有些自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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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缺乏严谨。《乌合之众》探讨并研究了两个基本问题：个体是如何被群体淹没的？领袖是如何控制群体的。群体心理学的开创者勒庞对“群体”精神的颠覆性话语，不啻于从精神上瓦解了我们被灌输已久的“集体主义”与“领袖崇拜”。然而不得不承认的是，这部一个世纪前的著作却可怕地预言到了至今仍存在于大众社会的问题。
在《乌合之众》中勒庞对“群体”这个社会现象充满了恐惧与鄙视，他认为“群体”是依赖“领袖”而存在的——“只要有一些生物聚集在一起，都会本能地让自己处在一个头颅的统治之下”。在“领袖”缺席的条件下，“群体”往往只能算是一些朝生暮死的“群氓”。甚至，“在群体的灵魂中占上风的。并非对自由的要求，而是当奴才的愿望。”尽管如今，无论是希特勒式的煽动言论，还是广场与街头的效忠运动都已流逝为一种过去时态，政治运动中的“群众人”，已然成为马尔库塞笔下的“消费大众”，但仍属于“群体”这个范畴，因此勒庞的学说依然具有令人叹服的理论解释力量，芸芸众生的群众常常被看成是既愚又傻的群氓。
《乌合之众》中对群体特征的描述，就是个人融入群体精神之中，个体之间的差异被消解，智力认知水平开始下降；所有的单个人都在模拟或追随群体。勒庞发现，群众的意识有时会漫无母的地漂游，并受到暗示的操纵和牵引，当流言传开的时候，理性可能告诉我们这是非真实的描述，但是不受制约的激情让我们彻底丧失了理性判断能力和批判能力。勒庞之后的群体心理学家将个体与群体交往总结为三个阶段：先是本能恐惧、焦虑和震惊，随之是不可抗拒的被剥夺感，最后是反反复复、可感觉而不可见的巨大影响。弗洛伊德认为,暗示的奇妙就在于当一种想法在另一个人的头脑中被唤起时,它即被接受了,好像它是从自己头脑中自发产生的,而对它的起源却没有予以检查。我们都以为自己是某事的原因，而不是后果；是声音，而不是回音；能够独自原因，而不是与他人分享。
“不管他们在个体来源和其他方面有何不同，群氓都具有某些共同特征。这些特征包括非常的偏执、可怕的敏感、荒唐的自大和极度的不负责任。其原因就是他们过分自负、过分狂热，对群氓来说，在恐惧与兴奋、“万岁……”和“打倒……”的呼喊之间没有任何中庸之道……”《乌合之众》中提出来一个被后来的群体心理学家不断发展的概念——群氓。群氓并不是与平民、穷人或无知者同义的, 也不是与社会精英或贵族相对的。群氓就是每一个人, 任何人因聚集在一起而形成了一致心理时, 群氓就出现了, 其突出特征就是个人隐秘的非理性在这里表现得相当明显， 群氓往往是疯狂的， 但这在本质上是人性的自然。在当代中国社会，随着社会矛盾的激化，社会各阶层出现了断裂，民众对政府的不信任，几乎在每个公共案件中都会聚集到一个很可怕的地步。但正如《圣经》里说的：“上帝挑选了世上愚蠢的来挫败聪明的，挑选了那些柔弱的来挫败那些强悍的。”群氓其实就是上帝挑选出来挫败权贵的弱势英雄。面对他们所无力对抗的权威和秩序，群众选择的是“傻”和“愚”的假面扮相，进行的是弱者的狡黠抵抗。
勒庞在《乌合之众》中的观点无法解释这样的问题：既然个体在群体中处于智力下降的无意识和非理性状态, 即组成群体的个体在智力方面和创造性都比单独的个体要弱, 那么为什么像军队、商会这些公共机构却取得了不断的进步，人类在艺术、科学和技术方面也不断有所创新？人类社会发展到今天, 或许人们已经深刻地认识到, 无论是指望领袖精英长久的智慧和清廉, 还是指望民众群体长久的理智与平和, 都是极不可靠的。谁都不能保证在特定的条件环境下，各类团体的领袖或民众们不会失去理性, 做出非常态的有害事情来。群众的涣散、犬儒、盲从和暴力，并不是他们作为人的全部，根本原因在于人真实存在的异化，以及公民民主环境的缺失。因此, 我们最需要做的和正在做的是，将人们在正常的理智的状态下已经认识的规律用制度法规的形式固定下来， 以便在常态下有个共同遵守的轨道，在非常态下有个预先达成的制约。
人是有自由意志和价值选择意识的动物，自由和选择体现人的真实存在。人发明以真实为基本价值的公共生活，这样的公共生活也造就具有真实存在意义的人。这样的人对自己有理想，遵循这样的理想，人才有可能成为清醒自明、敢说敢当、堂堂正正的“公民”，而不只是醉生梦死、守拙安愚、逆来顺受的“群众”。人类是具有自我觉察、自我认知以及自我改善能力的，这就是我们的希望所在，公众毕竟有其成长的过程——可能依然存在煽动与掩盖，但客观与真实总会成为主旋律；可能依然存在“顺民”与“暴民”，但“公民”绝不会遥不可及。群众的危机是公共生活和公民社会的危机，人类的宪政、民主历史证明，在自由缔结的公民社会里，群众可以变得理性、智慧，更有责任心，也更有尊严。